热门站点| 世界资料网 | 专利资料网 | 世界资料网论坛
收藏本站| 设为首页| 首页

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思维方式/赵尊科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16:38:10  浏览:9405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思维方式

赵尊科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不断深入,为已经和将要进行的各项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成为当务之急。一系列事实表明,对各项司法改革最好的诠释应当是践行现代司法理念。法官作为践行现代司法理念的主力军,不但应当具有现代司法理念,而且要学会用现代司法理念去思考和解决问题,逐渐形成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思维方式。本文拟就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思维方式诸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 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内涵

中山大学教授任剑涛指出,现代社会可以被称为“陌生人社会”,它的规模庞大、人口众多、关系交错、成分复杂,是大型复杂的社会。 “人们迅速抛弃了所有的传统,整合社会思想的中心价值观念不再有支配性,偶像失去了光环,权威失去了威严,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众神”迎来了狂欢的时代。”[注1]利益的多元化和冲突的无所不在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规范和规范意识对于保持现代社会的公正、有序显得尤为重要,法律规范这一特殊的公共规范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日益突现。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需要依赖于司法者的运作。所以,司法者的素质对于法律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具有现代司法理念是对法官素质的基本要求,也是时代对于法官的召唤。
什么是现代司法理念?其基本内涵是什么?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有一种陌生感。“现代司法理念”这个词是在近几年才出现在我们的语境中。我们有自己的现代司法理念吗?它与西方的现代司法理念是同一的吗?我们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现代司法理念呢?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感觉很窘迫。
法学界对于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进行了初步分析,有的学者将其表述为:司法独立与法官独立、程序正义、司法消极主义,并将其定义为最基本的司法理念;[注2]有的法官则认为,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包括司法中立、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司法民主、司法公开、司法效率、司法廉洁、司法程序和司法职业化。[注3]
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8日发布的《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法官职业化意见》)要求法官要增强八种职业意识,一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二是审判独立意识和中立意识;三是平等意识;四是司法公正意识;五是司法效率意识;六是自尊意识;七是司法文明意识;八是司法廉洁意识。职业意识属于司法理念的范畴,尽管《法官职业化意见》没有明确指出哪些职业意识属于现代司法理念,但它为我们探讨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内涵提供了重要参考。
笔者认为,分析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内涵要紧紧把握“现代”二字,它既应是对传统司法理念的扬弃,又应具有一些特有的内容。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内涵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
一是司法公正、司法平等、司法廉洁。公正、平等是司法永恒追求,廉洁是对司法者的一贯要求。所以,司法公正、司法平等、司法廉洁属于司法理念的核心内容,也是司法理念的精华,现代司法理念当然应当包含这些内容。
二是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审判独立原则,审判独立便意味着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保证,只有实现了司法独立,审判工作才能最大限度地排除各种权力的干预,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权大于法”的现象。同样地,只有实现了法官独立,法官的身份才有保障,法官才能敢于并真正对审判负责,才能真正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职业法官队伍。在我国,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还未完全实现,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的司法理念也未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
三是司法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相对于实体公正而言的。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举了一个孩子们分蛋糕的例子来说明程序对于结果(实体)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此例子中可以通过“一个孩子切蛋糕,另一个孩子先拿一块”的程序来解决公正的问题,这个公正的程序决定了公正的结果。由此可见,程序公正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失去了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便无从谈起。因此,判断法官的决定是否正确,首先要看作出这种决定的程序是否正确。司法程序公正还意味着作出司法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只能是通过证据规则推定的事实,而非客观事实。
四是司法消极。司法本身是一种争端解决机制,但“社会上发生的所有纠纷并不都是通过审判来解决的,……在现实中没有通过诉讼就得到解决的纠纷不计其数,……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交涉、第三者的斡旋以及调解、仲裁等‘准司法机关’而达到解决的,与通过审判解决的相比,占压倒多数。”[注4] 司法消极意味着要防止司法权的过分扩张,重视诉讼外纠纷的解决机制,不能企求将纠纷集中到法院进行解决,法律不是万能的,法院也决非无所不能。司法消极还要求法官要摒弃强职权主义的做法,将应当由其他诉讼参与者所做的工作交还出去,回到“坐堂问案”上来,避免对诉讼事务大包大揽。
五是司法效率。英国有句古谚: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由此可见,司法拖延也是一种不公正。司法活动应当提高工作效率,充分体现诉讼经济的原则,让一个向法院寻求援助的人早日得到援助。最高人民法院已将“公正与效率”作为21世纪的工作主题,司法效率作为一种现代司法理念,正逐渐为广大法官所理解和接受。值得注意是,“与低效率代价惨重的教训相比,这另一个教训就不甚为人熟悉、不甚明显了,它就是:高效率的代价亦是惨重的。”[注5]“萝卜快了不洗泥”,片面追求高效率便难以保证司法的质量。所以,对司法效率的正确观念应当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办理案件就是有效率的。

二、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

法官应当具有法律思维方式,即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解决问题。法官思维的基石是现代司法理念,它决定着法官的思维方式,也是检验法官思维方式正确与否的标准。
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具有以下特点:
(一)以法律至上为核心,这是法官思维的出发点和归宿。法官的工作就是按照法律的原则解释法律,通过审判活动实现法律的价值。换句话说,法官是法律的忠实仆人。
(二)以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分析为基本内容。法律规范是一种社会规范,它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与义务来指引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如何行为、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构成了法律规范的内容。法官思维实际上就是通过对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进行分析,确定法律权利的享有和法律义务的承担。
(三)“以形式合理性优先于实质合理性、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普遍正义优先于个案正义、理由优先于结论、合法性优于客观性为基本原则。”[注6]
1、 形式合理性优先于实质合理性原则。纠纷的存在决定了人类必须寻找解决纠纷的机制,法律以及由此而来的司法便是人类认同的解决纠纷机制之一。法律解决机制不是尽善尽美的,人类也不可能找到尽善尽美的解决机制。同其他解决机制一样,法律解决的过程和结果之所以为人类所接受,是因为其形式合理性。法官的工作首先是按照证据规则审查所有证据,然后用有效证据推演出法律事实,最后适用法律作出决定。法官作出的决定过程和最终的决定只要是合乎法理的,就应当被认为是正确的,尽管此决定可能实质上并不合理。
2、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原则。它要求法官必须依据法定的程序对案件实体作出判决,坚守“违背法律程序的判决是不公正的”观念。从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上来看,程序公正并非实体公正的附属物,它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
3、普遍正义优先于个案正义原则。法律具有概括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它一方面要求法官对于相同的情况必须作出相同的处理。例如在刑事案件中,某法律规定,偷窃他人财物500元者,处拘役6个月。现在有两个人:甲平时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一天在邻居那里偷了500元;乙因母亲病重无钱医治,为付药费而偷了杂货店500元。对以上两人就必须按照同一法律标准去判处,这样才能体现普遍正义。另一方面要求法官应当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溶合于审判实践中,立足于普遍正义去追求个案正义。
4、理由优先于结论原则。法律思维要求能够支持结论的理由要符合两个条件:一要公开,二要合法。“法律思维的过程就是寻找最佳理由的过程”,[注7]是由最佳理由得出结论,而非先有结论再去找最佳理由。
5、合法性优于客观性原则。司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事实的真象,而是解决纠纷。法官裁判所依据的事实也不可能是客观事实,而只能是拟制的事实,即法律事实。如甲借了乙5000元钱,乙不慎将甲向其出具的借条丢失,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或其他证据不能有效证明双方的借款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在法官思维方式下确认的事实只能是“甲借乙5000元钱的事实不能认定”。这一结果对于乙来说,相当于甲没有借过钱,乙可能难以接受法官的这种确认,但从法律角度衡量,这种确认和依此作出的裁决却是合法的。
法官的这种思维方式与其他主体的思维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
1、立法者。立法者主要通过立法活动来解决社会利益冲突和资源分配问题。其思维方式有以下特点:(1)遵守宪法的基本原则;(2)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法制的统一与尊严;(3)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地规定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4)发扬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5)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6)保持法的稳定性、连续性与适时的废、改、立相结合;(7)肯定既得成果与前瞻性、创造性相结合;(8)总结现实经验与借鉴历史和外国经验相结合。而法官思维方式则要求应忠实于立法者制订的法律,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司法》一文中所述,司法者的职责是jus dicere而不是jus dare,也就是说,只是解释和实施法律,而绝不是制订或更改法律。
2、法律学者。法律学者的思维可以用批判性和理论性来概括。一方面,学者总是用挑剔的眼光看待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学者主要思考法律文字背后的东西,力求在不懈地思辨中构建新的理论大厦。“司法官不必扮演学者,过于热衷于对现行法进行批判和突破,也不必充当立法者甚至救世主,试图通过个案开创法律的新纪元,对其素质的基本要求是忠实于法律和对案件及当事人负责。”[注8]
3、律师。如果把法官比作运动场上的裁判员,律师则相当于运动员。 “律师思维方式的核心是运用法律概念进行思考并以法律许可的方式解决问题。律师不关心事实上发生了什么,只关心证据能够证明什么。杀人偿命和借债还钱这些民间铁律对律师的思维没有约束力,一些颠扑不破的世俗传统原则,会在律师提出的诸如时效、主体资格、管辖权、法律程序、不可抗力、情势变迁等利器的一轮轮攻击下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注9] 由此可以看出,律师的思维方式是攻击型的,意在反驳对方当事人,维护其所代理的当事人的权益;法官则是以中立的第三者身份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的,其思维方式是居中裁判型的,意在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依法作出裁决。
4、行政官员。 关于法官思维方式与与行政官员的不同,“英国法学家韦德曾有过卓见:司法判决是依法作出的,行政决定是依政策作出的。法院尽力从法律规则和原则中找出正确的答案。行政官根据公共利益找出最有利、最理想的答案。……法官与行政官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法官的方法是客观的,遵守着他的法律观念;行政官的方法是经验式的,是权宜之计。”[注10]郑成良教授也指出,政治思维的最大特点是强调政治上的利弊权衡,表现为平衡、妥协、制约。
5、公众。公众思维方式的特点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道德判断,将善与恶、好与坏作为衡量标准,区别于法官的法律标准。二是追求客观,关注事实上发生了什么,即客观真实,区别于法官的法律事实。

三、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面临的传统和现实压力

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如许多中国人并不习惯在许多方面已经西方化了的中国法律一样,法官的这种思维方式也并不为人们所习惯。在现实生活中,它仍然显得十分另类、标新立异。
一方面,社会对司法进行道德性评判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主流的思维方式,这种道德性评判排斥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使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的审判变成了冒险。广东省四会县法院法官莫兆军曾在2003年被逮捕,起因是一起借款纠纷案中的借据系原告用胁迫的方式取得,莫法官按照证据规则,在被告未能提出相应的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了被告败诉的判决。作为被告的两位老人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选择了自杀,此举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司法机关的介入下,证明此判决所依据的事实的确与客观事实不符。在一片谴责声中,莫法官被绳之以法。莫法官判案的思维完全符合司法程序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符合法官思维的基本原则。在法律面前,他是个合格的法官;在道德判断面前,他却成了倍受指责的罪犯。
另一方面,法官所处的现实环境决定了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面临巨大压力。 “在中国,法院是单位,法官是干部,这是在结构和制度设计上给定的。这一前提决定了法官自己作为在法院这个单位中讨生活的人,他所审理的案件中的当事人是同一体系和制度内的另一些单位中人或者是另一些单位。法院的办公用房、车辆、设备,法官的住房、工资、福利及升迁都依赖于这个体系和制度;而法院、法官审理案件则需要与这个体系和制度内的其他单位打交道,并依赖这个体系和其中的单位:取得上级党政领导单位和其他单位的党组织及人事、保卫部门的支持。在这一体系和制度中,法院、法官与当事人必定有共同的领导,这一领导对法院、法官和他们的当事人都可以行使权力;在一些案件中,法官,甚至是法院只起着履行手续的作用。处在这样的体系和制度中,作为单位的法院,在审判、政治与社会保障三个功能中,弱化的是审判功能;作为干部的法官,在‘突出政治’、‘哪里需要哪里去’、‘干一行爱一行’的要求和‘级别决定待遇’、‘领导决定前途’的条件下,不存在职业认同。”[注11]在这种环境下,现代司法理念以及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思维方式很难为广大法官所固守,法官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更多地是在法律之外,而非法律本身。

四、法官的现实选择

1、通过审判培养公众形成法律思维的习惯,使现代司法理念在公众中生根、发芽。
印度有句谚语:尽管牛行得很慢,但是地球有耐心。社会公众接受现代司法理念,形成法律思维的习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法官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坚持用现代司法理念以及这种理念指导下的思维方式开展审判工作,以此来影响公众思维。因为“法律思维需要运用公众思维的基本形式将法律语词组合起来,形成特定的话语系统,进而建立特定的话语权威。所以,法律思维的内在力量仍然来自于公众思维,它必须使公众感受到其内在的公共逻辑。”[注12] 事实证明,审判是传播现代司法理念和法律思维的有效途径。全国模范法官李增亮在被问及如何解决法律理论在现实中难以付诸实施的问题时说,要将普遍性的理论与浓厚的乡土习俗有机联接:对善良的风俗运用法律原则予以认可,对那些与法律精神相悖的习俗,通过判决予以否定,并通过对当事人的循循善诱,把法律的理念注入乡土习俗中,培育法律生根的土壤。李法官已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广泛认同,法律理念和法律思维也正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2、坚持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重”的理念指导自己的思维方式。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吴文嫔 北京交通大学 副教授



第三人利益合同(Contract for the Benefit of Third Party)又称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或利他契约,指当事人一方约定他方向第三人给付,第三人因之取得直接请求给付权利之契约。[1]例如,甲与乙约定,为丙的利益而由乙向丙为一定给付,这便成立了一个第三人利益合同,其中甲为债权人,或称作受诺人(Promisee);乙为债务人,或称作允诺人(Promi-sor);丙为第三人(Third Party Beneficiary)。就第三人利益合同而言,无论是大陆法还是英美法都承认合同当事人之外的这一“第三人”享有对债务人的给付请求权,即第三人不是合同当事人却能享有合同的权利,这无疑是对古典契约理论的挑战。因为大陆法系的“债的相对性”(Relativitat des Forderungsrechts)理论认为,合同仅于缔约人间发生效力;合同对合同外的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其理由是:契约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第三人未参加,自不能对其产生任何影响。[2]在英美法中,因为法律上并不存在债的概念及体系,所以大陆法中的“债的相对性”规则在英美法被称为“合同的相对性”(Privity of contract),我国也有学者将其译为“合同当事人之间关系”,[3]还有学者将其译为“合同的默契”。[4]虽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在理解上都是指“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只能赋予当事人或加在当事人身上”,[5]认为合同效力仅及于“缔约人”(parties-only)。
根据这一传统的契约理论,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不能享有合同权利,即不能对债务人享有给付请求权。然而在有些特殊情形,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却能对债务人提起给付之诉。[6]由此,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第三人作为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法律为什么要对他的利益进行救济?他的合同权利是怎样产生的?本文试图以第三人利益合同为范式来阐释第三人合同权利的起源。
一、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第三方效应——合同的外部性
古典契约理论将交易行为分割成独立的环节,认为当事人除了单纯的物品交换外不存在任何关系。这种理想的“个别性交易”[7]只有两个当事人,除了每个当事人从交易中看到的即时所得外,是没有契约性团结的,有关社会的稳定、实施承诺的机制和其他基本需要是由“外在之神”提供的。在这种交易中,权利义务来源于自己的承诺,责任来自确保实现承诺的外部之神。然而,在经济的交易中,完全理想化的将社会关系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契约”单元的假设并不存在,事实上并不存在封闭的合同关系,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总是紧密相关。正如关系契约理论在对古典契约理论的批判中所认为的:古典契约理论人为地将个别性交易从整个社会大背景中剥离出来是不可取的。每个契约,即使是个别性契约,除了物品交换外,都涉及到关系,因此,每个契约必然地在部分意义上是一个关系契约。因为离开了社会,真正意义上的交换是不可能的,就如马歇尔·萨林斯所言,一项物质交换通常是连绵不断的社会关系中的一个短暂的事件。社会关系是支配性的,物品流动要受到现实情况的制约,是现实状况的一部分。[8]
也就是说,以法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由于社会关系的密切相关性,现代契约关系牵涉到很多人,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也深受影响。同样,就法经济学的视点而言,在现实交易中,并不存在“完备的合同”。而且,由于合同效力的扩张,现实状态下的合同都具有“外部性”。[9]古典契约法理论认为,合同效力只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相对性),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就是合同交易所产生的一切收益和成本全部由合同当事人分担。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对合同外部性存在的否定,然而,这种理想化的假设的合同封闭状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易的连续性与相关性证明所谓的“完备合同”的假说在事实上并不存在。进而,随着私法领域的公法化趋势以及合同法的不断发展,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渐承认和保护受合同效力影响的第三人,如保险合同中的受益第三人,货运合同中的收货人及他益信托中的受益人等,合同相对性原则日趋式微,这一现象的出现也是对“完备合同”的证伪,表明了合同外部性的存在。
合同外部性的存在意味其作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利益结构无法孤立或是封闭地存在,总会影响到合同关系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合同的订立会导致第三人的信赖,第三人有可能基于此信赖而有所行为,若忽视了第三人将会出于对合同的信赖而安排自己事务的可能性,将使第三人的信赖落空,使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受损。[10]如在货物运输合同中,收货人按时驱车前往收货,却被告知货运合同撤销。此时收货人所花费的路费及误工费等即为信赖利益之损失。合同的正外部性给第三方无偿地带来收益(权益),由于是在不降低合同交易当事人效用水平的同时,提高了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效用水平,因而是一种帕累托(Pareto Optimum)改进。即经济实现“一般均衡”,任何重新改变资源配置的安排,都不可能在无损于任何人的前提下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较前更好。[11]这一类型的合同也正是由于具有积极的效益,才颇受立法及司法的重视,其中受益第三人的利益的保护也因此上升至立法层面,由法律明文规定予以保护。在美国,自1859年劳伦斯诉福克斯案(Lawrence v.Fox)[12]开创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先河,判决第三人有权要求允诺人赔偿损失以来,现在美国大多数州的判例表明,如果一个合同是为某一个人的直接利益而制定的,尽管这一第三人不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也没有提供任何对价,他也可以就该合同起诉,并向允诺人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13]
二、第三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当事人间信赖关系之基础——第三人之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
由于现代交易关系的相关性,合同具有外部性,合同关系总会涉及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14]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合同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是在某类第三人的利益保护日趋重要之时,法律方将其纳入保护范围,正如第三人利益合同。此时,受益第三人的利益经由法律的选择,成为一项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即法益。[15]这是第三人合同权利产生的前提。
在第三人利益合同法律关系构造中,允诺人与受诺人之间存在基础合同,其原因关系为补偿关系;受诺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对价关系;[16]允诺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称之为“第三人关系”(Vollaugsverh?ltins oder Drittverh?ltnis)。[17]此二人处于比较松散的结合关系之中,既不存在合同关系,也不存在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双方只是因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成立而在二人之间形成了给付关系。正如彼得·肯克(Peter Kincaid)认为,“被告(允诺人)为了实现他的允诺而向第三人履行义务,事实上,他并未向第三人为允诺,第三人也没有给付对价,这里的对价与允诺毫不相干”。[18]这样看来,似乎第三人只与受诺人之间存在对价关系,而与允诺人之间因缺乏对价,无法形成必要的结合关系而使第三人在未获适当给付时无法对允诺人提起诉讼。然而,笔者认为,对于允诺人与受诺人之间形成的合同法律关系而言,此种法律关系并非封闭,允诺人的给付与否与第三人之间有利害关系,第三人对允诺人的给付产生了“信赖”,为了接受给付,可能导致对自身处境作了较之以往不同的安排,这样,第三人与允诺人之间便形成所谓的“信赖关系”。诚然,从表面观之,法律仿佛保护的是民事主体之间的信赖关系,但究其实质,法律是通过对信赖关系的确认来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利益。在合同法的理论发展中,信赖观念的提出,是伴随着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保护而产生的。这一规律在两大法系信赖规则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清晰可见。
在大陆法,何为信赖并没有得到明确的阐述。因合同理论建立在“合意”基础上,信赖只是在“合意”之外,即合同不成立或无效这一较为狭窄的领域内发挥作用。从学者对缔约过失的论述来看,信赖既可体现为缔约关系,也可体现为一种信赖的心理。民法对交易主体之间的信赖关系的保护,主要体现在法律对信赖利益及期待利益之损害赔偿的确认。关于信赖利益,根据大陆法学者的多数观点,是指当事人相信法律行为有效成立,而因某种事实之发生,该法律行为不成立或无效而产生的损失,又称消极利益之损失。[19]至于期待利益,在大陆法,是合同法保护的核心,指法律行为有效成立,债权人就其获得债务履行所存之利益。期待利益之损害,指因债务人不履行其债务,致有效成立的法律行为的效力未获实现所生的损害。[20]期待利益保护的目的,是把债权人恢复到合同得以适当履行后应处的状态。英美法上的信赖(reliance)与大陆法相比,在合同法中的地位显然重要得多。在英美法,随着允诺禁反言规则在立法、判例上的确认,“契约理论从对价原理中解放出来”,[21]大有替代对价理论之势,信赖成为合同具有执行力的根据,因信赖而作为或不作为,为允诺人所能预见的,也可视为具有适当的对价。美国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第90条以允诺禁反言规则(the doctrine of estopple)首次将信赖作为执行力的根据规定在法典之中。[22]L.L·富勒(Fuller)在其划时代意义的《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一文中提出将期待利益、信赖利益和返还利益作为违约赔偿的依据的理论,认为合同中还有一种十分重要的利益,即信赖利益:“基于对被告之允诺的信赖,原告改变了他的处境。……要使他恢复到与允诺作出前一样的处境。在这种场合受保护的利益可叫做信赖利益(the reliance interest)。”[23]至于期待利益,富勒对此定义为:“……使原告处于假若被告履行了其允诺,他所应处的处境。在这种场合所保护的利益我们可以叫做期待利益(the ex-pectation interest)。”[24]富勒的信赖理论的提出,使“信赖”的保护到达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如果说允诺禁反言规制中的“信赖”只是一个雏形,仍摆脱不了对价制度的框架的话,那么,富勒的贡献在于将“信赖”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的境地,甚至可以超过对价的重要性。其后,为了对富勒的命题加以历史的实证,阿狄亚发表了《契约自由的盛衰》一文,由此提出了新的信赖理论。他进一步将富勒的信赖理论扩展到主张对约定原理(对价规则)的全面超越,信赖作为责任的根据表现出重大进展。[25]总之,在英美合同法,信赖的理念贯穿始终,对信赖利益以及期待利益的确认奠定了法律对当事人之间信赖关系之保护的基础。
由此,笔者认为,信赖理念突破了传统的对价规则,使得信赖关系并非限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而且信赖还将合同责任扩张至侵权责任、[26]将合同内责任扩张至合同外责任,[27]这一理念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人与基础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信赖关系,此种信赖关系为合同法所维护的重要关系。第三人的“信赖”可有两个不同范畴:一是基于与受诺人(债权人)的对价关系而产生的信赖。在对价关系中,受诺人之所以允诺第三人,使第三人得以向允诺人主张给付请求权,是因为受诺人与第三人之间可能存在双务合同而产生的对待给付,或是法定义务,或仅仅是赠与关系。因为受诺人对第三人做了允诺,根据允诺禁反言规则,受诺人应当遵守自己的诺言,保护第三人对诺言的“信赖”。不过,这种“信赖”由于受诺人对第三人的允诺的存在,仍归属于对价制度的保护范围。第三人“信赖”的第二个范畴是基于与允诺人的给付关系而产生的信赖。允诺人与第三人之间是一种很松散的给付关系,允诺人没有对第三人作出允诺,但允诺人却要遵守自己对受诺人作出的承诺,向第三人履行。第三人在对给付的“信赖”不能实现之时,可请求允诺人给付,并可对允诺人主张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在这一范畴的“信赖”中,可谓是完全突破了传统的对价规则,因为允诺人没有对第三人作出任何允诺,第三人也未曾给付对价。之所以允诺人在第三人信赖不得实现之时,负担对其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原因在于第三人对允诺人的给付产生了“信赖”,在第三人与允诺人之间实则存在基于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之上的信赖关系。综上,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基于对给付的信赖,若造成其他交易机会的损失或者为接受事实上并没有履行的给付而作出的花费,可基于信赖规则请求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第三人在其利益不得实现之时,亦可请求期待利益之赔偿。法律通过对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保护实现对信赖关系的维护,故而信赖关系实为一种利益关系,可以说,正是第三人对合同的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奠定了其与基础合同当事人之间信赖关系的基础。
三、第三人利益合同之第三人合同权利的产生——信赖利益、期待利益之正当化
在第三人利益合同,第三人基于对允诺人给付其利益的允诺产生信赖并改变自身的处境,这是第三人与允诺人之间信赖关系存在的表现,即使第三人未给付对价,在其信赖利益受损之时,依据信赖规则,也可请求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在允诺人未为给付或给付不适当之时,第三人也可请求期待利益之损害赔偿。第三人得请求信赖利益及期待利益之损害赔偿的诉权,便是在司法上第三人享有合同权利的体现。在此,第三人显然不仅仅对合同享有利益,而是在利益得不到实现之时享有对允诺人的权利。那么,作为合同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其合同权利是如何产生的?
第三人利益合同之第三人的合同权利的形成,[28]立足于法律对第三人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正当化,即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首先应当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即法益)。信赖利益的正当化在大陆法是通过缔约过失制度实现的,在英美法则是通过允诺禁反言规则实现。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正当化在立法上是结合在一起的,保护期待利益的目的在于保护信赖利益。笔者认为,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正当化主要是通过在司法上对第三人诉权的肯定来实现的。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保护同属于赔偿法域的问题。[29]立法上对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确认是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享有对合同当事人的诉权的前提。
大陆法的缔约过失责任是在对实证合同法的批判和具体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合同法原理,但其对合同法的深远影响却只在20世纪(或20世纪后半叶)才被人们感受和认识到。虽然缔约过失责任仅限于处于缔结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但这一理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视点,那就是,合同责任并不限于合同关系存在的情形,“无合同也可有责任”,只要当事人之间存在信赖的关系,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一方基于对另一方的信赖而导致的损失也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一损害为信赖利益之损失也包括期待利益之损失。即信赖关系成为当事人之间请求损害赔偿的基础关系,而非必须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合意”。这也可以解释大陆法系之所以承认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原因。根据缔约过失责任之法理,既然信赖利益之损害不限于合同成立与否,则基于信赖关系而产生的损害赔偿关系就不必限定于合同当事人之间,只要对利益的取得有信赖关系,任何人均可主张信赖利益之赔偿。在英美法,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向来是合同法救济的重要内容,而对于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确认,则应当归功于富勒、科宾等法学巨匠的努力。富勒认为,执法者随时都可以根据该承诺得到遵守的程度来判断信赖利益能否实现,并在一方违反承诺时要求其承担对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30]美国合同法之父科宾也对信赖利益作了专门的论述:“现在很清楚,非正式允诺可以因为基于对他的信赖的行为而能够被强制执行;尽管此行为并非立约人所谋求而并非作为该允诺的约定交换物而被履行。”[31]在他的努力下,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对允诺禁反言规则作了更为灵活的规定。基于信赖而产生的允诺禁反言规则已不可辩驳地成为使允诺人获得强制执行的法律基础,信赖作为对价的“替代”(substitute)成为使合同得到有效履行或使当事人得到赔偿的充分原因,从而初步确立了信赖利益赔偿制度。
据此,即使受诺人未提供所谓的“对价”,只要其与允诺人之间形成信赖关系,在其利益受损之时,便可请求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之损害赔偿。因为“合同法对信赖的救济包括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和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两种手段”。[32]这一信赖理念也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利益之法律保护提供了依据。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虽然是合同关系之外的第三人,但其因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对合同享有利益。这一利益是基于合同当事人的约定赋予的,但对第三人而言,其是否承诺对能否享有利益并不影响,甚至第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可成立第三人利益合同(如为胎儿的利益订立的第三人利益合同)。这种无需第三人的意思表示,更无需第三人给付任何代价便可享有合同利益的情形似乎违背了英美合同法中的对价规则。因为在对价规则中,“对价必须由受诺人提供”这一格言意味着一项允诺只能由提供对价的受诺人强制执行。而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与允诺人之间仅存在给付关系,允诺人为了实现他对受诺人的允诺而向第三人履行义务,事实上,他并未向第三人为允诺,第三人没有给付对价。不过,根据现代合同法中的信赖理念,第三人与基础合同当事人之间形成某种信赖关系,若第三人对允诺人之给付有信赖之心理,并为其利益的享有改变处境、作出某种安排的话,合同当事人未经第三人同意不得变更、撤销第三人利益合同,除非合同特约保留变更与撤销的情形。在大陆法,第三人对合同是否产生信赖的因素已引起了法官们的高度重视,“一个德国法官往往会考虑第三人是否已因对赋予其利益允诺的信赖而改变了其地位,如果第三人已经改变了其地位,应认为合同当事人已失去了取消或变更第三人权利的权利”。[33]而且,第三人在其利益因允诺人的不履行受有损害之时,可请求信赖利益及期待利益之损害赔偿。
以上第三人享有的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为救济权。古谚云:“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实际上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法律权利。[34]权利人在遇侵害之时得请求损害赔偿请求权,此为派生性请求权(救济性请求权),也称救济权。通说认为,救济权是基于原权而生的第二性的权利,若无对权利或利益的侵害便无所谓救济权,即救济权是为了保护原权而存在的权利,原权直接决定救济权的内容。以此看来,似乎原权是救济权的逻辑起点,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救济权的实质在于救济原权所保护的利益,而不是纯粹救济原权。因为权利只是一种规范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身是谈不上什么救济的,法律所保护的是权利所体现的利益。如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诉权(救济权)的逻辑起点便是第三人对合同享有的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正如彼得·肯克指出:“第三人能提起诉讼的权利在于他对合同的信赖与期待或是与立约人的交易。”[35]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法益,可见第三人对合同享有的法益是第三人享有诉权(救济权)的基础,法益实则为救济权的逻辑起点。[36]然而,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的合同权利并非简单的一项权利,而是由第三人的给付请求权、给付受领权以及损害赔偿请求权所构成的权利束。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救济权)的产生,是立法上对第三人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正当化的结果。那么,第三人的给付请求权(原权)是如何产生的呢?
比较法学者一般认为,大陆法是一个“权利先于救济的”法系,而英美法则是一个“救济先于权利”的法系。大陆法系的“权利先于救济”的观念,是因为深受阿奎利亚法影响的缘故,在立法上采用列举主义由法律明定权利类型,在司法上认为只有法定的权利方可得到救济。但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权利先于救济”的法律模式的局限性显露出来,一方面它不可能预见所有的值得救济的权利形态,另一方面它只救济法定的权利,而将许多应然的自然权利(法益)排斥在救济之外,这违背了自然权利的观念,所以大陆法系民法典普遍创设概括性的法律原则,如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法官通过对概括性原则乃至于对民法内在的精神的解释,对于法律没有明定的权利(即法益)赋予救济,而救济一旦被赋予,此种利益实际上就成为法律明定的权利。可见,大陆法实际上也存在类似于英美法的“判例法”机制,通过法官造法形成新型私权,“救济先于权利”的情形在事实上是存在的。在英美法,英国的普通法是作为一连串的补救手段而产生的,如英国的侵权行为法是以令状(writ)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法院依特定的令状,经由诉讼而创造某种救济,而在救济之前,并没有一个由法典编制出来的权利体系,正如梅因所说:“英国法是在程序的缝隙中渗透出来的。”所以,在英美法,是救济确认了人们在法律上的权利,是救济程序创造了普通法上的权利体系,“救济先于权利”。[37]从救济权与原权的关系可见,救济权可成为推定原权的前提,“从权利推定权利”在逻辑上是合理的,其特点是由法定的“明示权利”合乎逻辑地推定出“默示”的权利。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基于对第三人的法益(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保护,立法上赋予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救济权),随着此类案例的增多,合同之外第三人的权利日显重要,在立法上便推定第三人享有对允诺人的给付请求权(原权)。如1999年的英国《合同(第三人权利)法案》便赋予第三人要求允诺人强制履行合同条款权利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328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合同约定向第三人履行给付,并具有使第三人直接要求给付的权利的效力。”
基于以上探讨,笔者认为,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合同权利的产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合同当事人在基础合同中通过约定利益第三人约款来赋予第三人利益,第三人基于合同当事人对其利益的赋予而形成信赖关系,这一利益被类型化为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而正是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奠定了这一信赖关系的基础。进而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经由正当化,成为一种可由法律加以保护的利益(法益),在立法上规定了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第三人的法益便可通过主张诉权受到法律救济。第三人救济权的产生,使第三人对合同享有的法益通过权利的推定形成法律上实态的给付请求权成为可能。
兹以图例说明:
第三人
合同利益
类型化
信赖利益
期待利益
正当化
救济
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
期待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
全力推定
给付
请求权
利益
法益
救济权
原权
权利


可见,第三人合同权利的产生经历了一个从利益到法益,再从法益到权利的演变过程,这亦是法律对第三人的合同利益正当化的过程。事实上,第三人利益合同之第三人合同权利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利,它的产生是与私权诞生的普遍规律相契合的,即法律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平衡,对利益加以选择性的保护,利益便上升为法益。一部分的法益在立法之初便被设定为私权。而另一部分法益则在形式上仍存在于私法体系中,须经权利的推定再通过立法程序将其设定为新型私权。这样,法益便转化为私权,私权由此诞生了。




注释:
[1]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8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挪威王国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漏税的协定的议定书

中国政府 挪威王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挪威王国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漏税的协定的议定书


  在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挪威王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为“协定”)时,双方同意下列规定应作为协定的组成部分:

一、 本协定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挪威王国政府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签订的海运协定第八条规定的执行。

二、 当对空运联合体斯勘的纳维亚航空公司适用本协定时,第八条第一款和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应仅适用于斯勘的纳维亚航空公司中的挪威航空公司拥有股份相应部分的利润。

三、 挪威居民在空运联合体斯勘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经营的从事国际运输的飞机上受雇取得的报酬应仅在挪威征税。

四、 本协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不应理解为,缔约国一方给予该缔约国的重返回国国民的任何特别税收优惠,也必须给予非该缔约国国民的缔约国另一方的国民。

五、 虽有本协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如果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缔约国另一方可以按照适用于本国居民公司的非分配利润的税率,对该常设机构征税。
  本协定书于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挪威文、中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字具有同等效力。如在解释上遇有分歧时,应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挪威王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吴学谦(签字)             斯文·斯特雷(签字)

版权声明:所有资料均为作者提供或网友推荐收集整理而来,仅供爱好者学习和研究使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本站内容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立即改正或删除。
京ICP备14017250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