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小煤矿安全生产管理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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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小煤矿安全生产管理暂行规定
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小煤矿安全生产管理暂行规定
云政发（2001）85号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小煤矿安全生产管理，保障小煤矿安全生产，促进小煤矿健康、稳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小煤矿的安全生产和管理。
本规定所称的小煤矿，是指地、州、市、县所属的各类煤矿企业。
第三条 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及其办事处（以下统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各级煤炭工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督促检查小煤矿执行国家和省煤矿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组织调查处理小煤矿安全生产事故，依法查处不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小煤矿。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小煤矿安全检查制度，定期或者不定期对小煤矿进行安全检查。安全检查应当深入井下和作业现场，发现隐患及时督促整改，及时消除隐患。
第四条 产煤所在地的州、市、县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应当按照煤炭生产规模，建立煤炭工业行政管理机构，配齐专业技术人员，加强对小煤矿安全生产的监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小煤矿安全生产的管理。
矿管、煤炭、工商、电力、公安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小煤矿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工作。
小煤矿法定代表人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本煤矿的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
第五条 小煤矿应当服从人民政府对小煤矿安全生产的管理监督，并配合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法实施安全监察，不得拒绝、阻挠。
第六条 小煤矿的开办应当依法履行有关审批手续。小煤矿矿井应当持有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矿长资格证方可建设生产。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矿长资格证之一的小煤矿（矿井）为非法矿井，应当依法取缔。
第七条 小煤矿生产应当具备下列基本安全生产条件：
（一）小煤矿矿井应当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能使人员通行到地面的安全出口，严禁独眼井开采；
（二）井下放炮应当使用煤矿专用防爆型放炮器，专用放炮母线；
（三）井下照明应当使用煤矿专用防爆型照明灯具；
（四）通风系统健全合理，主、副井贯通，既能通风又能安全行人，采区回风应当经上行风道引入总排风道，并且应当在地面安设按照矿井总需风量选择的主要扇风机，禁止局扇代替主扇和自然通风；
（五）配有专职瓦斯检查员，瓦期检查仪器应当齐全、完好、准确；
（六）小煤矿矿长应当持有安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应当持证上岗；从业人员上岗前应当进行安全培训；
（七）井下应当使用专用防爆电器设备，提升设备应配有可靠的安全保护装置；矿井人员升降应使用专用容器；
（八）矿井具有独立的排水系统；
（九）矿井有经实测准确规范的采掘工程平面图、通风系统图和井上下对照图；
（十）应当在地矿部门批准的范围内开采，严禁超层越界开采；
（十一）高瓦斯矿井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应有完善的监测手段和措施；
（十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基本安全生产条件。
第八条 小煤矿应当配备安全技术人员，负责矿井通风、防瓦斯、防火、防毒、防尘、防水、防顶板的管理，并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进行检查。小煤矿所使用的安全检测仪器应当符合国家计量仪器检定要求的规定，并始终保持完好、准确。
第九条 对小煤矿矿长、特种作业人员和从业人员的安全基本知识教育和技术培训每年不得少于３０天。省煤炭工业行政管理部门和地、州、市煤炭工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小煤矿矿长的培训；县级煤炭工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小煤矿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小煤矿负责对从业人员的培训。
小煤矿矿长、小煤矿特种作业人员必须取得《安全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小煤矿矿长的《安全资格证书》由省煤炭工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颁发。小煤矿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资格证书》由地、州、市煤炭工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颁发。
第十条 小煤矿应当编制灾害预防及处理计划，明确有关人员在灾害预防及处理中的职责和任务。编制的灾害预防及处理计划应当报县级以上煤炭工业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小煤矿矿长应当组织全矿从业人员学习灾害预防及处理计划和知识，保证从业人员熟悉避灾路线及抢救、自救措施。
第十一条 小煤矿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后，应当立即向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报告。
发生一次死亡１至２人的安全生产事故，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和有关部门以及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立即赶赴现场，组织抢救工作。
发生一次死亡３至４人安全生产事故，所在地的地、州、市政府和煤炭工业行政管理部门以及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在事故发生后的３小时内报告省政府、省煤炭工业行政管理部门和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并在事故发生后的６小时内报告详细书面材料，地、州、市政府分管领导、有关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领导应当立即赶赴现场，组织协调事故抢救工作。
发生一次死亡５至９人的安全生产事故，所在地的地、州、市政府、煤炭工业行政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在事故发生后的３小时内报告省政府、省煤炭工业行政管理部门和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并在事故发生后的６小时内报告详细书面材料，省级有关部门领导、地、州、市主要领导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领导应当立即赶赴事故现场，组织协调事故抢救工作。
发生一次死亡１０人以上的安全生产事故，所在地的地、州、市政府、煤炭工业行政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在事故发生后的３小时内报告省政府、省煤炭工业行政管理部门和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并在事故发生后的６小时内报告详细书面材料。
第十二条 小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实行分级调查处理。发生一次死亡１至２人的安全生产事故，由所在地的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会同县级人民政府调查处理；发生一次死亡３－９人安全生产事故，由所在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会同地、州、市政府调查，并由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会同省级有关部门处理。其中一次死亡５人以上的安全生产事故，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及省级有关部门要派人参加调查。发生一次死亡１０人以上的安全生产事故，由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会同省级有关部门进行调查。
第十三条 对尚未达到本规定第七条规定的小煤矿由县级人民政府依法责令立即停产、限期整顿。停产整顿期间不准生产，集中力量进行整改。在整顿期限内达到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煤矿，由县级人民政府分管领导负责组织煤炭、地矿、工商、供电、公安和小煤矿所在乡镇政府分管领导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并经验收人员签字后，方可恢复生产。经整顿仍达不到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由发证机关依法吊销其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由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关闭，拆除生产设备，炸毁填实矿井。小煤矿发生伤亡责任事故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的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本暂行规定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主管地方煤炭工业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暂行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2005年9月23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发、利用、节约、保护和管理水资源，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依法实行取水许可和有偿使用制度。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使用其水塘、水池、水窖、水库中的水除外。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和管理工作，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增加投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全省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等有关工作。
第二章 水资源规划和开发利用
第六条 水资源规划分为流域规划和区域规划。流域规划包括流域综合规划和流域专业规划；区域规划包括区域综合规划和区域专业规划。开发、利用、节约、保护水资源和防治水害应当按照流域、区域统一制定规划，并以经批准的规划作为基本依据。
流域综合规划和区域综合规划以及与土地利用关系密切的专业规划，应当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相协调，兼顾各地区、各行业的需要。
编制水资源规划应当对水资源进行综合科学考察、调查评价和分析，并按照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能力，合理安排生活、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
第七条 省水资源规划应当服从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的流域规划；市、州、地、县（市、区）区域规划和市、州、地、县（市、区）管理的河流规划应当服从全省水资源规划。
省管河流规划应当服从省水资源规划。
第八条 编制水资源综合规划按照下列分工进行，并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一）省水资源综合规划和省管河流水资源综合规划，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编制。其中，跨省河流水资源综合规划的编制和批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二）跨行政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和流域所在地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编制；
（三）其他水资源综合规划，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编制。
第九条 治涝、山洪灾害防治、灌溉、航运、供水、水力发电、竹木流放、渔业、水资源保护、节约用水等专业规划，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编制，征求同级其他有关部门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条 建设水工程，在建设项目报请批准或者核准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对水工程的建设是否符合水资源规划进行审查。
有管理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5日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对符合水资源规划的，作出同意的书面意见；对不符合水资源规划的，作出不同意的书面意见并说明理由。
未经审查或者经审查不符合水资源规划的建设水工程，有关部门不得批准或者核准。
第十一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按照水资源规划依法开发、利用水能资源。
水能资源使用权由有管理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公开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有偿出让。
已开工建设并且投资额达到总投资额25%以上的水能资源项目，需转让依法取得的水能资源使用权的，水能资源使用权人应当向有管理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转让申请，说明原因和工程已经实施的状况，经批准后方可办理转让手续。
水能资源使用权有偿出让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二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发、利用水资源，并保护其合法权益。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有依法保护水资源的义务。
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在本集体土地及承包土地上投资兴建水塘、水池、水窖、水库等水利设施，有关部门应当从设计、施工、管理以及安全运行等方面加强技术指导。
第三章 水资源和水工程的保护
第十三条 省内江河、湖泊的水功能区划，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水资源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编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按照规定上报备案。
在水功能区从事工程建设以及养殖、旅游、水上运动、餐饮等活动的，应当符合水功能区划。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按照规定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从事工程建设、开荒、葬坟、网箱养殖、堆放或者倾倒废弃物、生活垃圾、弃石弃渣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质或者造成水源枯竭的活动。
第十五条 在地下水超采地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取水计划，限制取水量，严格控制开采地下水。
在地下水严重超采地区，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和限制开采区划定方案，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在地下水禁止开采地区，不得新建、改建、扩建取用地下水的建设项目。已建的地下水取水工程，应当统一规划建设替代水源，逐步压减地下水开采量，直至限期封闭。
第十六条 开采矿藏或者建设地下工程，对水资源造成破坏的，采矿单位或者建设单位应当采取补救措施，对他人生活和生产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补偿。
第十七条 兴建水库大坝，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水库大坝安全技术标准，在工程开工前，将有关材料报有管理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或者审批。
水库大坝改建、扩建的，应当进行水库大坝安全复核评价，通过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并将有关材料报有管理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水库大坝主管部门审批。
第四章 水资源配置和节约使用
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编制省和跨市、州、地的水中长期供求规划，经省发展改革部门审查批准后执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依据上一级水中长期供求规划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编制市、州、地和县（市、区）水中长期供求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审查批准后执行。
第十九条 县（市、区）江河水量分配方案和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由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流域规划和水中长期供求规划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跨市、州、地、县（市、区）的江河水量分配方案和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商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水中长期供求规划、用水定额、本行政区域用水状况、水量预测、节水规划以及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取水控制总量，制定年度用水计划。
第二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直接从江河、湖泊、水库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申领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的，在申请取水许可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水资源论证。
水资源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水资源费的征收管理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取得取水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取水地点、取水方式、取水用途或者增加取水量；确需变更的，应当经原批准机关同意。
第二十三条 取得取水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取水口安装经法定检验机构检定合格的取水计量器具，并保证取水计量器具正常运行。未安装计量器具或者计量器具已安装但不能正常运行的，在安装或者修复前，取水量按照取水设施日满负荷取水量计算；无法按日计算的，按照取水许可证批准的最高取水量计算。
第二十四条 下列事项可以不办理取水许可和缴纳水资源费：
（一）农村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
（二）农业抗旱临时应急取水的；
（三）防御和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水的；
（四）维护生态环境临时应急取水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节约用水工作的领导，健全节约用水责任制，推行节约用水措施，推广节水新技术、新工艺，培育和发展节水产业，发展节水型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建设节水型城市和节水型社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约用水办公室负责组织、指导和监督节约用水工作。
第二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编制本行业用水定额，报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由省人民政府公布，并按照规定上报备案。
行业用水定额应当严格执行，并根据用水需求变化、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情况及时修订。
第二十七条 验收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时，应当同时验收节约用水设施。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得投入使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核定用水指标，供水部门不得供水。
已建的建设项目未配套节水设施的，应当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配套节水设施。
第二十八条 使用水工程供应水的，应当向水工程管理单位缴纳水费。水费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水工程供水价格执行。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按照规定对水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审核或者审批的；
（二）不按照规定核发取水许可证的；
（三）不按照规定征收水资源费的；
（四）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五）其他不履行职责的。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开发利用水能资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擅自转让水能资源使用权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收回水能资源使用权，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在水功能区从事不符合水功能区划的工程建设以及养殖、旅游、水上运动、餐饮等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在地下水禁止开采地区新建、改建、扩建取用地下水建设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未经审核或者审批，兴建、改建、扩建水库大坝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有关手续；逾期不补办或者补办未被批准的，责令其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负担，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未在取水口安装经法定检验机构检定合格的取水计量器具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1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
本办法所称水能资源，是指利用江河、湖泊等水体的能量进行水力发电的水资源。
本办法所称省管河流包括长江流域的三岔河、六冲河、清水河、芙蓉江、赤水河、清水江、阳河；珠江流域的黄泥河、北盘江、濛江、都柳江、南盘江、红水河。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1989年1月28日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同时废止。
【内容提要】：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并未采纳一部分法学家主张将配偶权作为具体的一项权利写入《婚姻法》。而仅仅在第46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虽然《婚姻法》在修订中并没有将配偶权写入法律中，但是随着社会上对于婚姻法律关系的讨论，尤其是近来对于“包二奶”，婚外恋，“婚内强奸”现象的层出不穷，整个社会对于婚姻关系中配偶之间的权利义务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配偶权更是成了话题的焦点。配偶权作为基本的身分权，尽管我国立法未采纳这一概念，但作为一种学理上的探讨并未停止，配偶权是有它存在的现实基础的。本文试图对这一权利进行探讨和分析，以期可以对配偶权的理论和立法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关 键 词】：配偶 配偶权 婚姻 婚姻法 立法
一、配偶权的概念和特征
（一） 配偶权的概念
配偶权的概念，乃是由英美法系国家率先提出并使其日臻完善的。在英美法国家看来，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 我国学者对这一定义有所批评，认为其并不准确。 就目前国内法学家争议见解分呈的情况，法学界对配偶权下的定义也有所不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身份说，“配偶权是夫对妻及妻对夫的身份权”；二是陪伴说，“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三是利益说，“配偶权是指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基本身份权，表明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支配，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四是法定说，“配偶权是法律赋予的合法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享有的配偶身份权利，其他人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五是性权利说，“配偶权是项民事权利，夫妻互为配偶，就有配偶权，配偶权的核心特色是性权利”。 我认为，配偶权是指法律赋予的夫妻互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身份权，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它应该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必须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我国前两部婚姻法均未作规定；二是这种身份权是互为条件和因果的，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利；三是夫妻以外的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四是夫妻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具有双重性。
（二）配偶权的特征
配偶权具有以下特征：(1)主体的对偶性。夫妻互为配偶，共同享有配偶权，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这是婚姻关系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2)客体的利益性。配偶权的客体是夫妻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不包括财产利益，且这种利益具有独占性，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共享，这是我国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所决定的。(3)内容的双重性，即权利义务的不可分割性。配偶权的核心是性权利。一是这种权利义务的实现需要双方同时履行和协调配合；二是配偶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缺一不可。(4)权利的排他性，权利的独占性必须就具有排他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配偶权也是对世权，即夫妻以外的人都是义务主体，都具有不作为的义务，不得实施干扰、妨害、侵犯配偶权的行为。
二、配偶权具体派生权探讨
配偶权是基本身份权，是基于法律规定的夫妻身份地位而产生的，但配偶权作为基本身份权还包括诸多派生的身份权。基本身份权确定，则当然发生派生身份权，基本身份权变动，则派生身份权变动，究其配偶权包括哪些派生的身份权利，学者们的主张颇不相同，4配偶权“不独为权利人之利益，同时为受其行使之相对人之利益而存在，”5这决定了配偶权从本质上讲是权利，但却以义务为中心，权利人在道德和伦理观的驱使下自愿或非自愿地受制于相对人的利益，因而权利之中包含义务，基于此，有的学者称配偶权为“合权利义务为一体的新型权利”，本文认为，配偶权应当派生出下列权利和义务：
（一）夫妻姓名权
夫妻姓名权是指夫妻缔结婚姻关系后，妻子是否有独立姓氏的权利，配偶各自有无独立的姓名权是关系到配偶有无独立人格的标志，也是男女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关于夫妻姓名权的立法，取决于法律采取何种夫妻关系基本原则，纵观世界各国关于夫妻姓名权的立法，不外乎有5种基本类型：(1)坚持妻从夫姓原则。如《瑞士民法典》第161条就作此规定。(2)实行从一约定，无约定时从夫姓的原则。如《德国民法典》第1355条第2款就作此规定。(3)允许双方当事人任意约定原则。如《苏俄婚姻和家庭法典》第18条就作此规定。(4)妻子在姓名前冠以夫姓原则。如我国台湾民法第1000条就作此规定。(5)夫妻婚后保持自己原来各自姓氏原则。如我国婚姻法第10条就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我国法律的规定，完全贯彻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当然，法律作出这一规定并不排除配偶之间可以就夫妻姓氏进行约定。
（二）住所决定权
住所决定权是指夫妻选定婚后共同生活住所的权利。婚姻或家庭住所是配偶共同生活的依托，应由配偶双方共同决定。现代各国关于住所决定权的立法，主要有4种：(1)丈夫权利主义。这种立法仍然规定住所决定权由丈夫单方行使，只不过行使权利的专制性质有所改变。例如《瑞士民法典》第160条第2款就作了如此规定。(2)丈夫义务主义。这种立法规定丈夫有义务为妻子提供住所，而妻子则享有在该住所居住的权利。如英国法律便作此规定。(3)协商一致主义。这种立法规定婚姻住所由配偶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如前罗马尼亚、法国即作此规定。(4)自由主义。这种立法规定夫妻各方都有选择居住地点的自由，如前苏联。我国《婚姻法》第8条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 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这表明在我国男女双方都有平等决定夫妻住所的权利，即我国立法上采取的是自由主义。
（三）同居义务
同居义务是指男女双方基于配偶身份都负有同对方共同生活的义务，夫妻性生活是同居义务的主要内容。此外，配偶的同居义务还包括相互协助义务、共同寝食义务，这两种义务要求夫妻相互支持对方的意愿和活动，共同料理家事，相互抚养、扶助，当配偶一方遭遇危难，对方负有救助、救援义务。同居义务是种法定义务，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平等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夫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履行同居义务。各国法院在规定夫妻同居义务的同时，也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夫妻可以暂时或部分中止同居义务，这些条件是：(1)因处理公私事务，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合理离家；(2)一方因生理原因对同居义务部分或全部地不能履行；(3)一方被依法限制人身自由而无法履行同居义务。此外，国外民法还规定，配偶一方在其健康、名誉或者经济状况因夫妻共同生活而受到严重威胁时，在威胁存续期间有权停止共同生活；提起离婚诉讼后，配偶双方在诉讼期间均有停止共同生活的权利。夫妻一方无正当理由违反同居义务时，有的国家的法律规定了相应的法律后果，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14条第4款规定：如果夫妻一方不履行其义务时，他方得依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迫其履行。就同居义务而言，主要是申请扣押收入或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再如，英国法律规定，配偶一方违反同居义务，他方享有恢复同居的诉讼请求权；关于恢复同居的判决虽不得强制执行，但不服从这种判决可视为遗弃行为，是构成司法别居的法定理由之一。
（四）贞操忠实义务
贞操忠实义务又称配偶性生活排他专属义务，是指配偶专一性生活的义务，他要求配偶双方互负贞操忠实义务，不为婚外性生活。广义的贞操义务还包括不得恶意遗弃对方以及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他方的利益。夫妻互负贞操忠实义务时婚姻关系的最本质的要求，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生活的忠贞不二。如果性生活没有排他性，它虽然不会丧失自己的积极作用，但却扩大了消极作用。笔者认为，贞操忠实的内容应有以下几点：第一，忠实义务是配偶权最基本内容之一，他要求配偶之间互负不为婚外性交的不作为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得违反。第二，忠实义务不仅拘束配偶权的权利主体，而且拘束配偶权的义务主体。一方面，忠实义务要求配偶之间相互保持爱情专一，感情忠诚，相互忠实于对方，另一方面，他拘束配偶权的其他义务人，即从配偶权的绝对权的性质出发，要求对配偶以外的任何其他人，都对该配偶负有不得破环该对配偶贞操的义务。任何负有这样义务的人，与配偶一方通奸，破坏一方配偶的贞操，就构成对配偶权的侵害。第三，应当规定对违背法定义务违反的制裁措施和责任。
（五）学习、工作及社会活动的自由权
《婚姻法》第15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这一条是有实际意义的。因为有些配偶，出于各种各样的心理，比如认为妻子不用工作，只需料理好家务就行了，或者害怕丈夫参加社会活动会发生婚外恋，或者一方要求另一方经常陪伴自己，而干涉对方外出、工作，学习等等。这项权利跟姓名权一样，本来是一般人都享有的。之所以要在婚姻法中再次强调，就是因为一些旧的文化传统在人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以为缔结了婚姻，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限制或干涉对方配偶的基本权利。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夫妻之间也可以约定一些权利义务，比如尊重参加正常的应酬活动的权利等。
三、配偶权不合我国国情，不应在婚姻法中规定
配偶权制度在西方国家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在理论上也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它并不适合我国国情，一旦在婚姻法(婚姻家庭法)中确立，不仅不能达预期的社会效果，反而会有损法律的尊严，其理由：
1、婚姻的契约已默认了同居和忠实的义务，无需再用法律强制。我国现行的婚姻法第7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一张结婚证如同一份契约，双方约定(默认)了同居的义务和忠实的义务。因为：一是婚姻是两性的结合，同居是夫妻双方生理上的必然要求；二是婚姻关系又是社会的细胞，任何一对夫妻均应对社会负责，这是婚姻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夫妻间的忠实，不仅是性自私的必然结果，也是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德的必要约束。对这众所周知的常识和常理，法律无需再作强制性的规定。诚然，社会上也确有少数男女在结婚时出于各种动机和目的，甚至有欺诈，“放飞鸽”等行为，致使结婚契约不能、不愿履行。对这种现象应用道德规范和行政规范来调整，确已构成犯罪的，可用刑法调整，但不应用婚姻法来强制当事人的同居和忠实行为。
2、确立配偶权未必能解决“婚外恋”问题。主张在婚姻法(婚姻家庭法)中确立配偶权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婚外恋”，巩固“一夫一妻”制，一旦发生侵害配偶权，就可及时予以惩治。因为配偶权的重要内容是夫妻双方的贞操义务，其核心是性的独占性。夫妻一方与任何第三人发生性行为都是违背了贞操义务，侵犯了对方的贞操权，依法应受到制裁。这里显然把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二为一，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首先，夫妻在结婚登记时虽然都已承诺(默许)或应当承诺(默许)除配偶外不与任何人发生性行为。但性行为是以感情为基础的，这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而感情并非一成不变的。任何一对夫妻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已婚男女与未婚男女依法享有同等的自由。“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完整的人权，为什么一旦结婚，自己的一部分人权将属于配偶?一个健康的独立人为什么要拥有另一个同样是健康的独立人的部分人权?”?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体而存在。而精神生活、性生活、物质生活在任何一对夫妻的存续期间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永恒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加之“异性相吸”的生理特征不可能因结婚而消失，人的情感和激情丰富易变，需要理智来调节和控制。但一旦出现激情状态下非理智的性行为，就可能使一些当年曾“海誓山盟”的夫妻，在感情上发生异化和关系上的裂变。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法院每年受理的离婚案件约占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其中不少当事人均有不同程度的侵犯配偶权，对他们难道都进行惩处?显然不妥。夫妻间的忠诚属于情感领域，不应用法律来强制，情感纠葛应当让当事人自己解决。婚姻关系包含应受社会尊重的个人隐私内容，不宜增加法律干预程度。惩罚第三人者的立法将导致危及个人隐私权，这是不可取的。笔者不赞同有的学者既主张确立配偶权，又主张有例外的观点：“‘婚外恋’如果纯粹是感情上的事，双方并未发生通奸姘居行为，或极其秘密地偶尔发生的通奸行为，实际上并未破坏公民配偶权的，没有必要处罚，是个人隐私问题”。?与其这样随心所欲，自相矛盾的处理，不如不对配偶权作出规定。其次，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男女的结婚动机不纯，目的不一，甚至出于被迫无奈，结婚后“同床异梦”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他们之间发生“婚外恋”就更为常见。尤其在社会上还存在着“三陪女”、有夫之妇卖淫、有妻之夫嫖娼等现象，且将会较长时间存在，这些不正常现象绝不可能因配偶权的确立而根治。一旦婚姻法确立了配偶权，上述侵犯配偶权的“婚外恋”及“三陪”、卖淫、嫖娼等行为，必然会“法不责众”，反而影响了法律的尊严。再次，看看早已确立配偶权的一些国家对配偶权的保护又怎样呢?大量的“婚外恋”管了吗?“瞒着老大，供着老二，骗着老三，又搂着老四”的现象比比皆是。据“1995年美国对包括各种婚姻状态的人们的性生活状况所作的抽样调查表明：一年中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为76％，5年中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为40％，一生中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为21％。其中男性有婚外性伴侣的大大多于女性。”?这数字可以说是对他们国家确立配偶权的一个讽刺。当然笔者并不是默许，更不是赞同上述不道德的甚至丑恶的现象，对这种不轨及丑恶的现象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和鞭鞑。如果因此而造成婚姻关系破裂的，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可对有“婚外恋”一方给予一定的民事制裁，并在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一方。然而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总有其自身的规律，婚姻作为两性结合的形式，本来就因其与人最难把握的情感和激情因素相联系而使婚姻的巩固面临着许多难题。对于“婚外恋”要遏制它、解决它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应运用多种手段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方式，绝不能一罚了之，否则只能事与愿违。
3、确立配偶权不利于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既然配偶权的核心内容是夫妻互相享有与配偶进行性行为的权利，反之夫妻也互负有与配偶发生性关系的义务。那么夫妻之间是否又互享有拒绝与配偶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呢?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每个公民均享有人身自由权，回答也应是肯定的。当夫妻这两个权利主体行使各自权利发生矛盾时，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妇女的权益，在修订婚姻法(婚姻家庭法)时是首先应该考虑的。任何一对夫妻在漫长的婚姻存续期间的同居生活不可能不发生冲突，因为每个人的性能力、性观念、性需求、性技巧都存在差异，冲突、碰撞是绝对的，只是大部分夫妻都能在人道主义、理性精神和宽容精神的道德文化和法律文化的影响下自我调节，从而达到和谐和谅解。但也不能排除确有一些素质低下，道德败坏，践踏妇女性权利的人存在。如最近上海青浦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一起婚内强奸案(见《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5日三版)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事例绝非鲜见。如果法律一旦确立了配偶权，类似婚姻内的强暴行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而这时法律又无可奈何，其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苛求每一对夫妻对同居的诺言一成不变。“如果同居是一种永久不变的承诺，势必造成对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限制，性便最终成了脱离灵魂的毫无情感、只能满足另一方欲望的工具，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同居之名肆意侵害对方尤其是妇女合法人身权利的手段，同居也就成了婚姻的枷锁。”?当然笔者并不认为夫妻之间性生活的不协调，甚至稍有一定强制行为，都用刑法来调整，这显然也是不当的。因为夫妻之间毕竟有一个契约行为，守约是前提，有了矛盾还是应该通过自我调节，达到解决和谅解。但是这种“守约”和“谅解”也是有度的，超过一定的度，就会产生质变，尤其是那些婚姻关系恶化，夫妻感情破裂，夫妻已长期分居，或已进入离婚诉讼阶段，丈夫违背妻子意愿，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应该以强奸罪论处。这是符合刑法理论的，因为刑法关于强奸罪的规定，并未对“丈夫”这一特殊主体作例外规定。对此，即使承认配偶权的国家对夫妻之间的性行为也有例外的规定，以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如德国民法典第1353条二项规定“在建立共同的婚姻生活之后，一方如果滥用其权利而提出要求或者婚姻已经破裂，则婚姻另一方无义务满足其要求”。反之，也不能因配偶权的确立，而将那些出于一时冲动，一时激情，一时失去理智的“两厢情愿”的婚外性行为，作为违法犯罪进行打击，这显然也不合情理，不符合刑法的立法原意的。记得在修改刑法时曾有人提出要打击通奸行为，设立通奸或妨害婚姻家庭罪，最后也未被立法机关所采纳。
4、确立配偶权将使公安机关难以招架。在修改婚姻法(婚姻家庭法)过程中，有人建议增加侵犯配偶权的处罚规定，如“夫妻有互相忠贞的义务，一方对另一方不忠时，另一方得请求公安机关排除妨害”。笔者认为这种建议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首先，在理论上它违背了婚姻的基础是爱情，“捆绑不成夫妻”。如果一对夫妻关系要用警察来排除妨害，这对夫妻关系能持久吗?相反，会使一些本来可以挽救的婚姻加剧破裂。因为夫妻之间的纠葛事出多因，大量的还属隐私范畴，或者说有的还处于隐私阶段，即使一方出于一时的冲动暴露了部分矛盾，在外界未介入之前往往容易调和。特别是因一时激情状态下的非理智行为，只要对一方幡然悔悟就能使其理解和谅解的。而一旦外界介入特别警察进行干预，就可能使缝隙难以弥合，甚至矛盾激化。其次，公安机关一旦介入大量的这类婆婆妈妈、妻妻妾妾的家庭纠纷，就会顾此失彼，大量的案件和复杂的调查取证、说服教育工作，靠目前本来已紧张的警力是无法招架的，况且，公安机关总不能常常介入“床上捉奸”的行列，这势必影响公安机关的形象。
5、侵犯配偶权的争议法院较难决断，影响诉讼效果。既然配偶受到侵害时，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排除妨害”，公安机关查证属实，自然要作出排除妨害、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具体行政行为，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一旦受理必然遇到三难：一是取证、认证难。侵犯配偶权的行为往往是因一方的“婚外恋”引起，这类案件不但原、被告举证较难，证人一般也不愿作证，更不愿出庭作证。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调取某些证据，法院无从下手，必然影响案件的准确处理。二是定性难。由于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举证困难，无疑使法院对案件当事人是否构成侵权的认定带来困难。无论是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还是支持原告的请求，都感事出有因，又缺乏证据，难以下判，因此不能达到预期的诉讼效果。三是分清责任难。婚姻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它受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婚外恋”也有多种情况，有的因一方放荡行为引起，有的可因对方过错激起，有的因第三人的诱惑引起，审理这类案件确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感，要分清责任，有其特殊性和难点，尤其当妻子被他人强暴，不通情理的丈夫得知后反以妻子侵犯其配偶权而请求保护，更会使我们处于两难境地，不受理不行，受理嘛本来已被害的妻子，却成了配偶权的侵权人，显然不合情理，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不能取得好社会效果。
综上，笔者认为在制定或修订法律时，既要广泛吸收外国的先进立法经验，共享人类文化遗产，又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既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超前意识，又必须适合现存的社会状况。对于一些“可看不可用”的规定，与其说有不如没有，我们不能试图用法律调整一些超越法律权能的事，如果强加施行，反而有损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权衡利弊的结果是：“鱼和熊掌兼得，喜新不厌旧。”道德可以对这些行为作出谴责，而法律横亘在夫妻床上，其结果未必与立法的初衷相一致！
参考文献：
1、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2、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96版
3、威廉•杰•欧•唐奈《美国婚姻与婚姻法》，重庆出版社，86版
4、吴晓芳《配偶权的是是非非》，载于《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5日三版
（作者：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李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