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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刑事诉讼模式评论

作者：谢佑平 来源：沪,中国法学 发表时间：199605

以1979年《刑事诉讼法》为基础建构的刑事诉讼模式，具有典型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特征：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控诉机关的权力强大，侦查手段广泛、多样，使用灵活，限制极少；被告人在侦、控阶段诉讼权利受到局限，不允许延请律师帮助，没有保持沉默权；审判阶段，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案件事实，以积极姿态出现，始终占居主导地位；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关系过份紧密，使控审关系界限不清，抑制了辩护权能作用的发挥，等等。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使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发生了变革，引进、吸收了诸多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内容，出现了“当事人主义化”趋势。表现在：在侦查、控诉阶段，取消了公安机关的收容审查权和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权，削弱了侦控机关的权力，侦控权力的行使受到更多程序的限制；提高了诉讼参与人尤其是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被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传讯后，即可聘请律师予以帮助，被告人从被审查起诉时起，便可委托律师充当辩护人；检察机关不予起诉的案件，被害人有足够证据的，可以径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审判阶段，实行对抗式法庭审判，举证责任由控、辩双方承担，审判工作主要通过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辩论等活动展开，审判者的职权性作用淡化，仲裁性作用加强；等等。以上改革，使我国刑事诉讼模式更加民主和科学。

以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为基础建构的“混合型”诉讼模式，与我国现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符，它既没有照搬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全部内容，也没有完全承袭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一贯做法，而是在充分考虑我国社会性质、阶级利益需要和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基础上，吸收当代刑事诉讼模式中较为先进成果的产物。评价某一种刑事诉讼模式是否科学，标准在于：其与所在社会阶级利益需要的适应程度以及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刑事诉讼模式有所不同，同一社会制度下的不同地区或国度的刑事诉讼模式也有差异，究其原因，就在于阶级利益需要的不同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区别。
一、刑事诉讼模式与阶级利益需要的关系

刑事诉讼活动，是实现国家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无辜，以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社会秩序的活动。刑事诉讼模式影响着刑事诉讼效果，采取什么样的刑事诉讼模式才能最有效地实现刑事诉讼目的，是统治阶级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概括起来，刑事诉讼模式与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和建构，是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表现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需要。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和建构，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奴隶社会采用弹劾式诉讼模式，继承氏族组织解决社会冲突的朴素民主方式，这在国家和法律初创时期的社会中，是惩治犯罪的最有效方式，因而符合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到犯罪不仅仅是对个人利益的侵害，而且必然危及国家整体利益和社会共同秩序，“不告不理”原则已不能适应有效惩治犯罪的需要，必须建立一种强有力的遏制犯罪的司法机制，于是，封建专制社会的统治者设计出了以国家主动追诉犯罪为内容的纠问式刑事诉讼模式。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在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中，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国家追诉犯罪的同时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被侵犯，因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主体地位，拥有较充分的与控诉相抗衡的防御手段和能力。社会主义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的双重利益需要，要求刑事诉讼模式具有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的双重功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建构的“混合型”模式，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要求。
（二）刑事诉讼模式的价值取向与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相关

刑事诉讼，本质上说，是一种解决权益冲突，保护合法利益的活动。也可以说，刑事诉讼，是一个利益冲突、利益保护和利益分配的过程。概括起来，刑事诉讼过程所涉及的利益因素不外乎三种：一是以社会安全和法律秩序的维护为内容的一般社会主体利益；二是作为追究刑事责任对象进入刑事诉讼过程的刑事被告人的利益；三是被犯罪行为直接侵害而在诉讼中承担一定权利义务并受诉讼结果直接影响的被害人的利益。不同的刑事诉讼模式对上述三种利益的倾斜和保护程度不同，即价值取向不同。如：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注重个人权利的保护，强调正当程序，表现出对第二和第三种利益的重视倾向；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刑事诉讼强调司法机关的职权，追求实体真实，表现出对第一种利益的极大关注。在刑事诉讼活动涉及的利益机制中，刑事诉讼模式倾向、关注和选择哪种利益，归根结蒂都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而决定的。现代社会的统治者力图建立理想的刑事诉讼模式，对三种利益进行均衡保护，这是不现实的。因为，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保护无辜的规程可能会被犯罪分子滥用，因此，统治者必须在有效减少犯罪和广泛保护个人之间作出选择，选择任何一方，都必然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刑事诉讼模式的存在，都是这种“选择”后的结果。在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开始注重被告人、被害人个体权利的保护，在价值取向的天平上，“混合型”模式加重了保护个体权利的砝码，出现了“当事人化”内容。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刑事诉讼仍不失为职权主义刑事诉讼。职权主义刑事诉讼，符合我国政治哲学和政治需要。
（三）刑事诉讼模式的相互借鉴和吸收，是为了更有效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

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各有其优点、长处和存在的合理性，这是无容置疑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各诉讼模式也都暴露出固有弊端，需要改进和完善，否则，就难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就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而言，由于过份强调正当程序和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可能导致诉讼活动步履艰难，旷日持久，不能及时惩罚犯罪，产生疏于对被害人及社会整体利益保护的后果等。就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来说，由于过份偏重惩治犯罪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又难免造成对法律程序意义的轻视和对被告人个人权利的损害，带来积极惩罚、消极保护的弊端。正因为如此，为了使刑事诉讼活动充分发挥惩治犯罪、保护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各国统治阶级都从自身利益需要出发，对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进行了程序不同的修改和完善。如：美国社会普遍认为，犯罪率的不断上升与越来越多的犯罪逃脱追究直接相关。目前，在刑事犯罪日益加剧的威胁面前，美国也开始加强控制犯罪的司法措施，对某些过份有碍打击犯罪的权利保护程序作了修改和变通，美国国会通过的《犯罪综合控制法》扩大了侦查官的权力，降低了搜查、逮捕、扣押的适用标准，并严格了保释条件。可见，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已向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靠近。与此同时，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也开始接收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有益成份。“日本在美国的影响下，采取了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虽然日本当时是在美军占领的形势下，不得不接受美国的诉讼模式，但是现在的日本法学家和司法界都一致肯定这种变化，认为现在的司法制度、诉讼程序注意保护人权，比战前旧刑事诉讼程序好。”〔1〕另外，法国、德国、奥地利等的刑事诉讼中，吸收了英美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协助被告人辩护的做法。可见，职权主义刑事诉讼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的影响。同样，我国将要施行的“混合型”刑事诉讼模式，也是在职权主义基础上，借鉴、吸收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某些长处的产物，旨在使其更有效地服务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需要。
（四）衡量刑事诉讼模式功能的主要标准，是其与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适应程度

刑事诉讼活动是行使国家行罚权的活动。通过刑事诉讼，要达到惩罚犯罪，保护无辜，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任何刑事诉讼模式，都必须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有效地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和目标。因此，要判断某一种刑事诉讼模式的功能与价值，首要的标准就是看其能否圆满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是否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及其适应的程度。例如：我国刑事诉讼任务，是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预防和减少犯罪。从总体上说，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在完成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任务方面，成绩是显著的。我国固有的刑事诉讼模式基本上适应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任何照搬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或者不加区别地模仿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企图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它将造成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与刑事诉讼目的、任务和功能的不协调和不适应，最终带来社会秩序的动荡，危害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二、刑事诉讼模式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

任何刑事诉讼模式，都根植于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无不存在独特的文化传统印记。撇开历史文化背景，是不可能全面理解各种刑事诉讼模式发生发展的缘由及其固有特征的差异的。
刑事诉讼模式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一）刑事诉讼模式的变迁，是人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演变的结果

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深刻反映出社会历史从原始走向文明的历程。由弹劾式诉讼、纠问式诉讼到当事人主义、职权主义诉讼，进而发展到现代社会主义诉讼模式的过程，包含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和民主思想所引起的法律及司法制度的深刻变革。弹劾式刑事诉讼是与国家社会政治文明低下、文化科学技术落后、人们心目中对神灵崇拜和畏惧以及氏族原始民主平等印迹等联系在一起的。纠问主义刑事诉讼下国家追诉犯罪制度的确立，是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大发展；在人们对诉讼无休止的冗长辩论和充满野蛮、蒙昧的神明裁判感到厌烦不安，迫切需要一种迅速有效而又非常权威的力量主持诉讼以更大程度地惩治犯罪时，纠问主义诉讼便应运而生了。到了资本主义时期，“自由、平等、人权”的历史背景，使刑事诉讼模式出现了诉审分立和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对抗辩论以及对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措施。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传统的国家。刑事司法手段历来被视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之一。“犯罪控制”思想指导着中国历代刑事诉讼模式的建构。我国现阶段的刑事诉讼模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出台以后仍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反映了这一历史文化传统的内涵和要求；同时，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背景，又使之产生了相应的新型诉讼原则和诉讼制度，并且，在性质上与资本主义刑事诉讼模式迥异。因此，可以说，刑事诉讼模式的变迁，与特定社会的深层历史文化背景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如果没有人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变化和发展，就不会有刑事诉讼模式的更替和变迁。
（二）刑事诉讼模式的区别，归因其赖以生存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

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是存在区别的。显著的差别表现在中国与西方刑事诉讼模式的不同以及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与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差异。实际上，这些差别是由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法律以确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维护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和对民众的控制为主要内容，重视宗法伦理，坚持礼教中心，强调义务本位，实行刑罚强制。中国传统法律不是以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为价值目标，而是以确认人的职责和义务为明确目的。新中国成立后，旧法传统虽然经过了革命荡涤，但其痕迹仍依稀可见，表现在刑事司法中，职权主义仍为主要内容。而西方的传统法律注重和实现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法律制度以权利为本位，刑事诉讼中普遍实行司法独立原则、公开审判制度、律师辩护、无罪推定，强调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充分保障。可以说，我国现阶段刑事诉讼模式中的许多内容，如辩护制度、公开审判制度等，都是从西方借鉴和移植的。就西方诉讼模式内部来说，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之间的差别也是不容忽视的。职权主义诉讼起源于罗马帝国特别是西欧中世纪宗教法庭所实行的纠问式程序，当事人主义诉讼与英国中世纪的控告制诉讼一脉相承，两者的区别仍然是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因此，在探究刑事诉讼模式的差异，借鉴和吸收他种刑事诉讼模式的原则和制度时，不可无视其历史文化背景的区别及其潜在的作用。历史表明，历史文化传统具有极大的排斥力，它可以使外来诉讼制度难以传入或者异化已经传入的外来诉讼制度。今天，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传入了许多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成的诉讼原则和制度，建构了“混合型”刑事诉讼模式，但并不意味着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改造和重构我国传统的司法观念及其文化土壤，使其与外来的诉讼原则和制度相协调。否则，字面上的法，将不可能转化为行为中的法。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学院）
注：
〔1〕陈光中《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88 年版，第25页。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5年4月14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和规范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以下简称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对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实施劳动保障监察，适用本条例。
对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进行劳动保障监察，依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财政、税务、经贸、工商、公安、建设、监察、卫生、审计等有关行政部门和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应当依照各自职责，依法配合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做好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劳动保障监察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各级工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规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六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有权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举报。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举报属实，为查处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提供主要线索和证据的举报人，给予奖励。
第二章监察机构及职责
第七条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设置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根据监察任务的需要配备专职劳动保障监察人员。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第八条县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劳动保障监察工作需要，在本行政区域内的乡(镇)、街道设立劳动保障监察派出机构或者兼职人员，协助处理有关的劳动保障监察事项。
第九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中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人员(以下称劳动保障监察员)应当熟悉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和监察业务，经考核合格，取得劳动保障监察员证后方可从事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第十条劳动保障监察员履行法定职责和职权，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文明执法，廉洁奉公。劳动保障监察员应当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不得泄露举报人的有关情况和被检查单位的商业秘密。
第十一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从政府有关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中聘请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协助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开展工作。
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反映或者转达与劳动保障工作相关的建议、意见和要求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认真听取并予以答复；对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提请处理的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及时依法处理。
第十二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范围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下列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应当依法查处：
(一)用人单位非法招用未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的；
(二)用人单位在招用劳动者时收取保证金、押金等费用或者扣押劳动者证件的；
(三)用人单位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四)用人单位强迫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
(五)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
(六)用人单位拒不支付或者不按标准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和节假日加班工资报酬的；
(七)用人单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
(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不按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九)用人单位违反女职工、未成年工、残疾人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
(十)用人单位使用应当取得而未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劳动者从事相应技术工种的；
(十一)用人单位不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的；
(十二)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的规定的；
(十三)其他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第三章劳动保障监察的实施
第十三条对用人单位的劳动保障监察，由用人单位用工行为所在地的县级或者设区的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管辖。
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直接调查处理下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管辖的案件；下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其管辖范围内的案件，认为需要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的，可以提请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理。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之间对管辖有争议的，应当报请共同的上一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指定管辖。
第十四条劳动保障监察采取日常巡视检查、书面审查、专项检查、举报投诉调查等形式。
第十五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档案，并无偿向社会提供查询服务。用人单位有重大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有关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将其违法行为向社会公布。
税务、工商、劳动保障等行政部门应当共享用人单位有关信息资料。
第十六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行书面审查时，应当事先公告通知。用人单位进行自查后，应当如实填报有关材料，接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核查。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逐步推行通过互联网进行书面审查。
第十七条各级总工会和产业工会发现用人单位有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有权提请有管辖权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工会提出的处理要求，应当依法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工会。
第十八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举报投诉制度，设置举报投诉信箱及电子信箱，公布举报投诉电话，指定专人受理举报投诉。
第十九条举报人举报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需提供被举报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违法事实。举报可以采用书面、口头、电话或者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鼓励举报人署名举报。
第二十条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有权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要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对因同一事由引起的集体投诉，投诉人可以推选代表投诉，推选的代表最多不超过五人。
第二十一条投诉人投诉时应当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递交投诉文书。书写投诉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口头投诉，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指定人员进行笔录，由投诉人在笔录上签字。
第二十二条投诉事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予受理，并及时书面告知投诉人：
(一)投诉事项不属于劳动保障监察范围的；
(二)投诉事项应当或者已经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申请仲裁，或者已经提起劳动争议诉讼的；
(三)投诉人不提供被投诉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以及合法权益受侵害的事实等基本情况的。
第二十三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接到投诉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依法决定是否受理，并于受理之日起立案查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通过日常巡视检查、书面审查、专项检查、接受举报等形式发现用人单位有劳动保障违法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的，应当及时立案查处。
第二十四条劳动保障监察员进行调查、检查时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佩戴劳动保障监察标志，出示劳动保障监察证件。
劳动保障监察实行回避制度。劳动保障监察员的回避，由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负责人决定；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负责人的回避，由本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决定。
第二十五条劳动保障监察员进行现场监察时，被检查对象有关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如实提供用工考勤、工资支付、劳动合同履行等情况及其他相关资料，不得阻挠、隐瞒、规避。
现场监察应当制作笔录，并由劳动保障监察员和被检查单位有关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被检查单位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由劳动保障监察员注明拒签事由。
第二十六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调查拖欠工资的投诉时，被投诉的用人单位负有提供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的义务。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未拖欠工资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投诉人提供的材料认定事实，并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支付工资。
第二十七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时，可以向用人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发出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用人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应当按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规定的时限和要求予以回复。
第二十八条劳动保障监察员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可以当场处理的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有权当场予以制止和纠正；对符合当场处罚规定的，可以按规定填写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当事人，并及时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九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查处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时，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事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当事人不得销毁或者转移登记保存的证据。
第三十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查处的劳动保障违法案件，应当在六十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个工作日。
因当事人逃匿、无法取得相关证据或者其他法定事由，致使调查无法进行的，经本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中止案件的调查。中止调查的情形消除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恢复调查。自恢复调查之日起，调查期限继续计算。
延长调查期限和中止调查的案件有投诉人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批准延长调查期限或者中止调查之日起三日内书面告知投诉人。
第三十一条当事人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责令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行政处理决定，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决定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二条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监督、指导和协调。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报上一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涉及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应当随时报告。
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经审查发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违法或者不当的，应当责令限期纠正；逾期不纠正的，有权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第三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劳动保障方面的预警机制。
对劳动保障方面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立即调查处理，并按应急处置预案及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各级人民政府可以安排必要的资金，用于劳动保障方面的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应急保障。
第三十四条对建筑业和其他特殊行业，可以实行职工工资支付担保或者保障金等职工工资支付保证制度。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行政处罚规定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阻挠劳动保障监察员依法进入工作场所检查、调查的；
(二)销毁或者转移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的；
(三)拒不执行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的。
第三十七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或者劳动保障监察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该部门或者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有关责任人员或者该劳动保障监察员依法给予行政或者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二)泄露被检查单位商业秘密的；
(三)泄露举报人有关情况的；
(四)不依法受理投诉或者受理投诉后不及时处理的；
(五)有其他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三十八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劳动保障监察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无照经营者有劳动用工行为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并及时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
第四十条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其职责，依照本条例规定实施。
第四十一条劳动安全卫生的监督检查，由卫生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本条例自2005年7月1日起施行。1997年1月1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浙江省劳动监察规定》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