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农业集体经济承包合同条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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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56号


　　《上海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已经2010年12月28日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韩正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上海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

（2010年12月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56号公布）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规范本市户外广告设施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及其相关管理活动。

　　第三条（定义）

　　本办法所称户外广告设施是指利用建筑物、构筑物、场地（以下统称阵地）设置的霓虹灯、展示牌、电子显示装置、灯箱、实物造型以及其他形式的向户外空间发布广告的设施。

　　第四条（管理部门）

　　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监督管理和综合协调；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监督管理。

　　市和区（县）规划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规划许可及其监督管理。

　　市和区（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户外广告发布的经营资质审核、内容登记及其监督管理。

　　本市建设交通、交通港口、公安、房屋管理、质量技监、环保、价格、财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五条（设置要求）

　　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符合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以下简称阵地规划）及其实施方案和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单位利用其经营场所门楣部位设置的电子显示装置，发布本单位名称、标识等信息的，应当符合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第六条（阵地规划编制）

　　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规划、工商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城市的风貌、格局和区域功能组织编制阵地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阵地规划应当明确户外广告设施的禁设区、展示区和控制区以及相应的管理要求。

　　第七条（实施方案编制）

　　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区（县）规划、工商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根据阵地规划组织编制所辖区域内的实施方案，报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由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规划、工商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实施。

　　实施方案应当符合本办法以及阵地规划的要求。

　　第八条（技术规范编制）

　　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城市容貌、规划、环保等方面的技术标准，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编制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以下简称技术规范）。

　　第九条（公示和征求意见）

　　阵地规划、实施方案和技术规范编制过程中，组织编制机关应当采取论证会、座谈会等方式征求相关社会组织和专家的意见，并根据意见对阵地规划、实施方案和技术规范草案予以修改、完善。

　　阵地规划、实施方案和技术规范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将阵地规划、实施方案和技术规范草案公示，并采取座谈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公示时间不得少于30日，公示的时间、地点以及意见征集方式应当在本市有关政府网站上公告。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充分考虑社会公众的意见，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

　　阵地规划、实施方案和技术规范经批准后，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在有关政府网站予以全文公布，并对社会公众意见的采纳情况予以答复。

　　第十条（修改要求）

　　阵地规划、实施方案和技术规范经批准后，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和第九条的要求组织修改。

　　第十一条（禁止设置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一）利用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的；

　　（二）影响市政公共设施、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使用的；

　　（三）妨碍居民正常生活，损害城市容貌或者建筑物形象的；

　　（四）利用行道树或者损毁绿地的；

　　（五）在国家机关、风景名胜区用地范围内的；

　　（六）在文物保护单位、优秀历史建筑的建筑控制地带内的。

　　禁止在本市道路红线范围内设置户外广告设施，但利用公共汽电车候车亭、公用电话亭设置的附属式户外广告设施除外。

　　第十二条（阵地使用权的取得）

　　利用公共阵地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阵地使用权应当通过拍卖、招标的方式取得。

　　利用非公共阵地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阵地使用权可以通过协议、拍卖、招标等方式取得。

　　公共阵地的范围由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公共阵地使用权拍卖、招标的具体办法，由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十三条（管理权限）

　　利用内环高架道路、延安高架道路、南北高架道路、沪闵高架道路、逸仙路高架道路以及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重要区域内的公共阵地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由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公共阵地使用权拍卖、招标。利用其他公共阵地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由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公共阵地使用权拍卖、招标。

　　利用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重要区域内的非公共阵地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申请，由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受理。利用其他非公共阵地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申请，由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受理。

　　第十四条（公共阵地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手续）

　　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公共阵地使用权拍卖、招标时，应当制定拍卖、招标方案，并征求同级规划、工商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通过拍卖、招标方式取得公共阵地使用权的，应当与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签订公共阵地使用合同，并缴纳公共阵地使用费。公共阵地使用费应当全额上缴财政。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办理下列手续后，方可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一）向区（县）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零星）》；

　　（二）将户外广告设施的设计图、设置效果图、阵地使用合同向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三）按照户外广告登记的有关规定，向市或者区（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户外广告登记。

　　第十五条（非公共阵地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申请）

　　利用非公共阵地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人应当向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营业执照；

　　（二）广告经营合同；

　　（三）广告样稿；

　　（四）证明广告内容真实、合法的文件；

　　（五）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阵地使用权的证明；

　　（六）户外广告设施阵地位置关系图；

　　（七）户外广告设施设计图、设置效果图；

　　（八）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施工图。

　　第十六条（非公共阵地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审批）

　　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非公共阵地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申请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建设的有关材料书面征求同级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并将户外广告拟发布内容的有关材料书面征求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规划、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申请人补正材料的，应当在收到征求意见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

　　受理申请后，规划、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征求意见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并书面告知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审查不同意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收到审查意见后，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经规划、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的，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二）经规划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查不同意的，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立即将规划、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查意见及其理由送达申请人。

　　经审批同意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申请人应当直接向区（县）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零星）》，向市或者区（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户外广告登记证》。对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要求的，规划、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发放。

　　第十七条（设施设置的期限）

　　户外广告设施应当自收到批准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设置；逾期未设置的，其审批自行失效。

　　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电子显示装置形式的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期限不超过6年。具体设置期限标准由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户外广告设施的材料、尺寸等因素另行规定。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申请期限符合设置期限标准的，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申请期限予以批准。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期满后，属于使用公共阵地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重新组织拍卖、招标；属于使用非公共阵地需要延期的，应当在设置期满30日前，向原审批机关办理延期的审批手续。

　　第十八条（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

　　因举办大型文化、体育、商业等活动，需要设置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人应当制定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方案，并报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方案应当符合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设置期限不超过30日。

　　第十九条（设施设置变更）

　　户外广告设施应当按照经批准的设计图、设置效果图予以设置，不得擅自变更。需要变更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户外广告内容需要变更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市或者区（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10日内，向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第二十条（审批的变更和撤回）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审批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审批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审批，并书面告知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由此给设置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审批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二十一条（创新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论证）

　　申请设置具有特殊创新要求的新形式户外广告设施，没有相应技术规范要求的，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相关专家进行技术论证；经论证符合安全、市容景观等要求的，准予设置。

　　第二十二条（电子显示装置的源头管理）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时，利用建筑物、构筑物外立面设置电子显示装置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向市或者区（县）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审查设计方案时，提交电子显示装置的设计方案等材料。

　　市或者区（县）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在审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时，应当就电子显示装置设置是否符合阵地规划及其实施方案和有关技术规范的规定，征求建设工程所在地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

　　经审查不符合规定的，市或者区（县）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不予批准并告知理由。

　　第二十三条（维护义务）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应当按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对户外广告设施进行维护保养，保持户外广告设施的整洁、完好。

　　户外广告设施配备的照明设备，应当符合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有关照明规范的要求。

　　第二十四条（安全管理）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应当按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加强对户外广告设施的日常管理和安全检查，确保户外广告设施牢固、安全。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期满2年的，设置人应当在每年6月1日前，按照户外广告设施安全技术标准的规定进行安全检测，并向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提交安全检测报告；对安全检测不合格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应当立即整修或者拆除。

　　设计单位应当明确户外广告设施的设计使用年限。户外广告设施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设置人应当予以更新。

　　市和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以下简称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加强对户外广告设施安全的监督检查，并按照一定的比例，对户外广告设施进行安全抽检。

　　户外广告设施安全技术标准，由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质量技监行政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五条（设施拆除要求）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期满后，设置人应当在5日内予以拆除。设置人未予拆除的，阵地所有人应当予以拆除。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期满后，设置人应当在2日内予以拆除。

　　户外广告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或者失去使用价值的，城管执法部门应当责令设置人限期整修或者拆除；逾期未拆除的，由城管执法部门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设置人承担。

　　第二十六条（户外广告内容的要求）

　　户外广告内容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应当真实、健康，不得以任何形式欺骗用户和消费者。户外广告使用的汉字、字母和符号，应当符合国家规定。

　　户外广告内容中，公益广告内容所占的面积或者时间比例不得低于10%。

　　禁止发布广告内容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户外广告，但单位在其经营场所设置、发布与其生产的产品或者与其经营服务有关的户外广告除外。

　　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户外广告具体范围，由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另行规定并对外公布。

　　第二十七条（信息系统建设）

　　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规划、工商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建立户外广告设施管理信息系统，将阵地规划及其实施方案、技术规范、设置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申请和批准等有关信息纳入该信息系统。

　　第二十八条（投诉处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违反本办法情形的，可以向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城管执法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投诉或者举报。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接到投诉和举报后，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予以反馈。

　　第二十九条（已有规定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法律、法规、规章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违反广告内容发布管理的处罚）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益广告未达到发布比例要求、未发布公益广告或者发布广告内容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户外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民事赔偿责任）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未及时维护、更新户外广告设施，致使设施倒塌、坠落等，造成他人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行政监督）

　　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城管执法部门以及规划、工商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并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编制阵地规划及其实施方案或者技术规范的；

　　（二）未按照规定实施行政许可或者组织拍卖、招标的；

　　（三）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不依法纠正、查处的；

　　（四）其他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形。

　　第三十三条（执法人员违法行为的追究）

　　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城管执法部门以及规划、工商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实施行政许可或者行政处罚的；

　　（二）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执法的；

　　（三）故意损坏或者违反规定损毁当事人财物的；

　　（四）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四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2004年12月1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43号发布的《上海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律师文化的定位与发展
　　　　　　　　　　　　　　　　　　——以浙江为例

　　　　　　　　陈志远 浙江省司法厅 , 陈罗兰　浙江省律师协会

　　在汉语中，“文化”实际上是“人文教化”的简称，南北朝《曲水诗序》中的“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这里文化是指中国王朝的文治和教化总称，汉朝刘向《说苑》亦有“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之说，同为此意[1]。可见文化应是一个国家治理概念。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涵义已经变异，通常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相对于物质文化而言，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是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2]。以制度及价值观念为主要内容的 “律师文化”就属于这一较高层次文化类别。

律师文化是司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律师最核心、最基础的社会职能在于代表当事人参加诉讼活动。典型的刑事诉讼程序包括中立裁判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以及代表当事人利益的律师，这样的三方主体形成较为稳定的等边三角形架构；而在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中，这种诉讼结构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仅仅是三角形的一腰换成另一方当事人或者是国家行政机关。正是因为在上述诉讼活动中，各主体所处的不同地位、所代表的不同利益以及所要实现的不同目标，直接决定了不同群体的不同思维形态与精神内核。例如，居中审判的法院必须不偏不倚地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保护双方的合法程序权利，在综合各种有效证据和辩论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最终裁判，这样的工作内容要求法官群体必须具备“公正”、“无私”、“博学”等人格特征，同时也决定了法官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与法官、检察官等法律人群体相比，律师群体的精神内核既有相似性，例如严格遵守法律、以证据为基础、围绕法律发表观点，但也具有根本性的差异，而这部分特质性的区别就是本文所要探寻的律师 “文化”。

一、律师文化内核的层级剖析

我国律师制度真正肇始于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时期的律师团体中既有中共党员，如施洋，也有爱国人士，如沈钧儒、史良、沙千里、周新民、韩学章等。伴随着这一制度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律师文化。以史良为例，于 1931 年开始在上海执业，在恶劣政治环境中，坚持为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劳苦大众辩护，如邓中夏案、任白戈案、熊氏兄弟案等等，都体现中国律师从诞生伊始就致力于立足法律、利用专业、为苦难群众申冤、为社会沉疴呐喊的道义精神[3]。

有观点认为中国律师文化是律师这一职业群体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下，在长期的法律服务实践中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4]。也有观点认为所谓律师文化，是律师事务所基于自身的传统特色、价值理念而形成的自己一整套行为规范和思想模式，应由律师的人文精神、服务宗旨、职业道德、行为习惯、品牌形象、管理制度、工作环境、自主知识产权等一系列因素构成。笔者认为，律师文化是律师这一社会群体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下，在法律服务实践中形成的，为广大律师认可并共同遵守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律师文化从层次上划分，又可以进一步区分如下两个方面：（1）初级意义上的律师文化，这种律师文化的核心在于“当事人利益至上”[5]，即律师职业的工作内容和性质决定了其一切活动与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必须是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诉讼中依法运用各种程序性规定来捍卫当事人合法权益，在谈判中利用各种法律工具来最大化当事人权益。如果偏离了这一理念，那么就会产生对律师文化的误读。例如，利用当事人的案件大肆炒作，通过网络媒体、电视报刊等影响裁判、提高自身知名度，甚至陈述片面事实、隐瞒真相来诱导公众干预司法，这些都是律师对自身定位不清、对律师文化把握不准的不适当行为，其不仅可能导致司法机关、社会公众对其个人能力、品德的质疑，更可能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利影响，甚至败诉。因此，正确的文化导向是十分重要的。律师是社会游戏规则中的运动员，初级律师文化应以勇于竞争、敢于抗争、诚信经营、热情服务，最大程度的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核心价值[6]。（2）终极意义上的律师文化，是指律师在努力追寻第一层次意义时客观上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即律师在司法活动中尽其所能、依法依理主张当事人合法权益，其正是为了与相对的国家公权力（公诉机关、行政机关）或对方当事人相抗衡，将有利于己方的事实、证据、意见和法律规定向法庭作最充分的陈述，在诉辩双方都能向这样的目标努力时，居中裁判者将有条件在充分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论证基础上作出最公正的判断。因此，律师的行为推动了正义的实现和法治的进步。美国前总统卡特在 1978 年曾说：“世界上，我们的律师高度密集，每500 人中就有 1 名律师，比英国多 3 倍，比西德多 4 倍，比日本多 21 倍。美国就是诉讼多，但我们没有把握说我们的正义就多![7]”所以，律师的文化导向中，必然应当加入正义的因素，缺乏对终极意义的自觉与追求将使得律师初级意义上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因此，终极意义上的律师文化应当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一言以蔽之，律师文化分为两个层级，初级层次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终极层次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公平正义。两个层级的内核都应当是律师文化内核的应有之意，二者不可或缺、有机统一。

二、律师文化基本特征之解读

在律师参与政治程度较高的地区（例如香港），律师被认为是体面而有影响力的职业，他们会关心及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及讨论，作出正面的影响。然而，世界不同地区，因为律师的素质参差不齐，出现了许多针对律师的笑话与讽刺文化，集中在律师的见利忘义，没有原则以及高收费上。在司法体制尚不完善、律师职业起步较晚的地区，人们往往只关注律师的收入与付出是否合理，而并不关心律师本身参与社会政策制定、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可见，律师文化发展是否健康，也受制于当地政治、经济、传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

（一）政治环境对律师文化的影响。律师职业的政治性是律师的本质属性之一[8]。律师行业生来就与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我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下，党的事业至上不仅是司法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样也是律师执业的基本核心，因此在律师文化建设中，我国形成了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有模式，即“始终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律师工作，始终坚持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本质属性，始终坚持党对律师工作的领导”[9]。

（二）经济环境对律师文化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尚未确立市场经济制度，因此那时的律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其性质与司法机关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律师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律师的法律服务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和交换。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律师资源逐步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并主要集中在收益较高业务领域，因此也带来了浮躁、逐利、不当竞争的负面效应，律师文化中呈现出集体无意识性的低迷。而随着我国加入 WTO，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加快，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本土律师需要迎接来自国际同行的挑战和合作，国际大型律师事务所的模式、国际大律师的风采以及外国律师行业的规范为本土律师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刺激与很好的参考。我国律师文化正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更新和充实。

（三）传统文化对律师文化的影响。中国儒家文化自古有着轻诉讼、重礼教的传统，以致律师制度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成长的空间。另外，“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愚民主义法制思想也直接禁锢了律师职业的形成。中国的“讼师”萌芽于西周的代理和代书活动，正式出现于春秋，但讼师在职业准入程序、工作领域和社会地位、作用等方面与律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中国律师制度的迟迟出现，与传统文化的制约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10]。律师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的理念逐渐萌生，因此，在当今社会律师参与调解、主持和解以及参与信访案件的处理，化解矛盾纠纷也日益频繁。

（四）职业定位对律师文化的影响。律师与医生、教师等在西方都属于传统的精英专业人士，但是这些职业本身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教师以仁爱为价值取向，医生为人道为职业底线，但是律师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斗争的精神。正如冯·耶林所说的，为权利而斗争不仅仅是主张自己利益的任何一位市民的权利，他同时认为这是旨在为权利而斗争的市民的一项义务。“主张权利是精神上的自我保护的义务，完全放弃权利是精神上的自杀”[11]。律师正是为了当事人在现代社会中争取着最大化的合法权利，而且这种斗争不仅是一种私权，更承载着律师对社会、对法治的职责与义务。

上述因素共同决定了律师文化的五个基本性质：（1）律师文化的政治性。律师制度是近代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尺之一。在法治社会，律师是国家政治制度中的一种制约力量，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者，其直接参与并实际影响着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运作过程，故律师文化也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2）律师文化的法定性。律师执业资格、从业范围、权利义务都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因此，这就决定了律师在法律活动中的行为和意见并不代表其个人的价值判断，而仅仅是其依据法律知识所作出的客观认知。（3）律师文化的社会性。律师的产生源于化解社会冲突的需要，律师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是开放式服务，其服务的对象、领域和方式都具有高度社会熟悉感，因此律师文化较能体现出律师所代表的社会民意。（4）律师文化的专业性。律师作为一个学习时间长、前期投入大、入行门槛高的精英团体，行业准入就要求有较高的专业素养。是故，律师行业本身就具有精英文化与主流基调，所以，律师文化能够获得社会的较高认同，并与司法、检察机关组建共同的法律文化。（5）律师文化的商业性。法律服务作为一种自由流通的商品，使得律师文化必然具有商业的属性，而这种商业性有助于推动律师行业的优胜劣汰、整体提升，同时也有利于律师文化的蓬勃发展，但是这种商业性必须以职业道德和法律规则作为底线[12]。

三、浙江省律师文化的发展现状

浙江律师制度自恢复以来，体现出强烈的浙江文化地域性。以温州为例，80 年代初，温州人在经济领域屡屡自主创新，而有些行为根据当时法律已构成典型的经济犯罪，“八大王”事件震惊全国，温州律师在此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用法律为经济领域的探索保驾护航[13]。沿承着这样的传统，浙江律师立足本土、求真务实，紧密围绕省委、省政府“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及省委“两新”工委关于加强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的要求，以确立律师正确的执业理念和职业精神为核心，正在逐步发展能够充分体现浙江精神的律师文化。但是，如前所述，我省律师文化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阶段性的特征和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律师文化的内涵与定位不明晰。由于我省律师行业恢复重建的时间较短，律师文化概念的提出也在近几年间，因此对律师文化的内涵还没有沉淀结晶，也没有理论上的抽象提炼。律师文化区别于其他法律文化的特质以及其自身的定位尚不明朗，目前实务界与理论界对此的理解都或多或少存在偏差，有的将司法文化的内涵强加于律师文化之上，有的生搬硬套西方律师制度来阐释中国律师文化[14]。

其次，律师群体对行业文化的认同度不高。由于目前律师行业的竞争存在结构性失衡，经济发达地区律师逐步饱和，过度竞争已经显现，例如杭州、宁波等地，同一地区律师收入差距也较大，出现了律师内部分层。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律师之间难以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与此同时，律师群体本身对律师行业的认同度不够高，职业荣誉感不强，行业归属感不强。再次，律师文化建设对于推动行业发展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文化是软实力，律师文化建设对律师行业健康快速发展具有不可忽视和不容低估的巨大作用。当前，我省已有律师事务所1014 家，律师11429 人，每万人口律师比已突破2.0。律师行业发展逐步进入深水区，每一个进步和提升需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更加需要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来统领和引领律师行业的改革和发展。

最后，缺乏切实可行的律师文化发展方案及对策。律师文化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制定出五年规划。律师文化发展亦是如此，需要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结合不同时期制定出文化发展规划。

与此相对的，当下我省律师文化发展也存在着诸多利好因素：《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及《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实施意见》为我省律师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为律师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正在转型升级的浙江经济，以及“四大国家战略举措”的实施，为律师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以“忠诚、为民、公正、廉洁”为主要内容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以“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为内容的浙江精神和以“务实、守信、崇学、向善”为内涵的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为律师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支持。西方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形成之后，必然要求作为中介机制的律师群体得到空前的重视和发展。而我国目前这种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形成，律师文化必然要迎来发展的春天。

四、西方律师文化历史传承对浙江省律师文化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韦伯曾说过，律师曾经是西方特有的现象。在西欧及其殖民地后裔之外，专门的世俗法律顾问和代理人直到近代才有所闻。律师对这样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和“法律理性”现代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两种制度从文艺复兴时期直到当今，把西欧和世界其他部分明显的区分开来[15]。

现代西方律师制度至少应可追溯至古罗马时代甚至古希腊。古罗马人发展了复杂的成文法典以及诉讼制度，包括辩护律师制度，都为近代西方法体系所继承[16]。但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中世纪欧洲律师的地位降低到了历史的低谷，例如在德国早期，为犯罪人辩护会受到某种罪恶感所纠缠，所以刑事辩护律师往往受到社会的歧视，如果接受犯罪人报酬，甚至被视为反社会的行为，因此律师被民众冠以“犹太街的贱业”，被当局视作“司法的瘟疫”[17]。随着罗马法复兴运动，法学教育逐渐受到重视，律师行业也日益兴起，其主要职能也逐渐确定为在法院为当事人进行诉讼，担任辩护人、自诉代理人或告诉代理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律师逐渐涉足公司融资并购、商业合同谈判、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维护、一般的不良债权处理等商业活动。而现代西方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律师积极热心于公益，为国家各项政策研究、立法游说乃至社会运动提供相当重要的专业支持。

律师职能的变化也直接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律师文化的变迁，以普通法系的代表——英国为例：英国的律师根据其职能分为两类，诉讼律师（barrister），受律师委员会（BarCouncil）管理；事务律师（solicitor），受律师公会（Law Society）管理。两者的资格取得、训练、执业范围以及所受到的管制均有所不同。传统上，两者能够处理的事务范围泾渭分明，只有讼务律师可以代表当事人出庭，事务律师仅能向客户提供法律意见[18]。因此，英国律师的两种类型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内涵，诉讼律师以维护当事人在诉讼中最大权益为根本宗旨，而事务律师则旨在商业活动中为客户争取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此外，例如美国社会中的人权律师、劳工律师、环保律师等专业律师则更多地致力于国家立法、政策博弈等公共事业，其所形成的行业文化便带有更多的公益色彩。

上述历史给我省律师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1）律师文化建设应当放在战略高度。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联系日趋紧密，律师也不再仅限于进出法院，而是与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紧密的联系。是故，有人称“律师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志。……律师兴则国家兴——只有律师制度发达了，国家的民主、法制制度才能够更加完善，律师制度的成败关乎国家的兴亡。[19]”基于律师行业对于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当将律师文化建设摆上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2）律师应当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西方国家，律师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律师职业是倍受人们尊敬的职业。法国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认为律师是“平衡民主的最强大力量”，“在行将诞生的民主政治社会负有重大使命”。而正是这种较高的地位，让律师有了强烈的职业归属感和行业认同感，这对形成并传承律师文化是大有裨益的。（3）要认识到律师文化发展的长期性。西方的律师文化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律师文化的发展也必然要经历蹒跚起步、曲折探索、挫折反复等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