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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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９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０４２次会议通过，自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３日起施行。）
1999年2月11日公布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吉高法〔１９９８〕１４３号《关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间接损失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因此，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如果受害人以被损车辆正用于货物运输或者旅客运输经营活动，要求赔偿被损车辆修复期间的停运损失的，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予以赔偿。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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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11年6月，被害人华某将一辆广州本田雅阁轿车（车号为浙G1E665）委托被告人文某成立的金华市百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出租。7月21日，被告人龙某用伪造的名为“孙勤新”的机动车驾驶证，从文某处租赁了该车，在当场支付了2000元保证金后将车开回江西省丰城市。7月28日，龙某以生产资金周转困难为由，通过钟一团介绍，与被害人廖梅签订协议书，将该车质押给廖梅以借款5万元，借款期限为10日。廖梅在先行扣除5000元利息后，实际支付4.5万元给龙某，龙某将该车交付给廖梅。龙某得款后将之用于赌博并输掉，导致无钱赎回该车。在陆续支付了8000元租金后，龙某未再按规定向文某支付租金。文某因无法联系龙某，于11月4日与汪军驱车来到江西省丰城市梅林镇。次日，汪军通过龙某的老乡“老八”（姓名不详）找到龙某。文某在得知该车已被质押给他人后，要求龙某一定要把车拿回来。当晚，文某与龙某一起开车在丰城市上塘镇找车，未果。文某与汪军连夜回到浙江省金华市。在通过金华市丽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GPS定位系统发现该车停在丰城市上塘汽车站后，文某于11月7日傍晚驱车到达丰城市梅林镇并找到龙某，二人在上塘汽车站用备用钥匙遥控的方式，确定停在该汽车站的一辆广州本田雅阁轿车即为车号为浙G1E665的轿车。因当时汽车站内人多，二人决定次日凌晨再来。次日6时许，龙某与文某来到上塘汽车站，乘无人之机，由龙某持文某提供的车号为浙G1E665的广州本田雅阁轿车备用钥匙，从该汽车站车库内将车盗走（经鉴定，该车价值7.8万元）并进行隐藏。11月9日14时许，龙某将该车交给文某，文某于当日14时30分许驾驶该车驶入沪昆高速公路。当日21时许，接到报警的江西省交警总队直属三支队第一大队在沪昆高速鹰潭路段将文某抓获，将此车追回并归还给华某。
【分歧】
本文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人文某是否构成盗窃罪的共犯？一种意见认为，文某本人对涉案车辆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就不应成立盗窃罪；第二种意见则认为，文某以帮助犯的身份与龙某构成盗窃罪的共犯。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在共同犯罪中，帮助犯的主观目的并不一定与实行犯的主观目的完全重合。帮助故意是帮助犯的主观恶性的直接体现，也是帮助犯承担责任的主观基础。
首先，我们要明确帮助犯的概念。帮助犯，是相对于实行犯而言，其是指他人产生犯罪决议后，以心理支持、物质帮助等方式故意帮助他人实施犯罪，或为他人实施犯罪创造便利条件，多表现为在从犯或胁从犯中的起辅助作用的人。
其次，从主观方面来看，帮助犯具有双重心理状态：（1）认识到实行犯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并会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且自己有帮助行为能为实行行为提供帮助或创造便利条件；（2）希望或者放任通过自己的帮助行为，实行行为人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的发生。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毕竟是两个独立的行为，这就注定了两者间的犯罪故意必然存在一定的空隙。共同犯罪的共同故意并不当然要求共同行为的主观目的的一致性，而仅是概括上的同一，即共同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单独或与他人的行为相结合，可能引起危害结果，并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对帮助犯而言，其主观恶性的直接体现是帮助的故意，而非犯罪目的的故意。本案中，文某虽然没有非法占有涉案车辆的主观故意，但是，他明知龙某无法用钱款正当回赎车辆而准备采取盗窃这一犯罪手段取回车辆时，已有了帮助的故意。对于文某而言，其主观上是希望龙某可以将车子顺利的偷盗出来并交还给他，可见，此时文某的主观目的已经属于共同犯罪故意范围。
第三，从客观方面来看，帮助犯的最主要的特征因素是帮助行为。帮助犯的刑法惩罚性就在于其帮助行为。帮助行为，不同于实行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多体现为为实行行为人提供信息、工具或其他便利，以排除障碍协助他人实施犯罪。从本案来看，文某是在得知车辆被龙某质押给他人并无钱回赎的情况下，并没有采取正当手段，通过正当程序取回自己享有合法权利的财产，而是严厉要求龙某无论如何必然将车子拿回来，并对涉案车辆进行了GPS定位，提供了车辆停放位置及汽车备用钥匙，为龙某顺利盗得该涉案车辆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其帮助行为显而易见。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说龙某决定采取盗窃手段偷回该车是受到了文某的推动。文某放弃公权力救济的形式，而以这种非迫切需求下的私力救济手段，私力救济手段滥用的结果将是社会正常秩序的混乱，这也就决定了文某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否定评价。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文某虽然与盗窃罪实行犯龙某的非法占有涉案车辆的主观目的不一致，但是，其在主观上认识到了龙某行为的犯罪性质并积极提供了帮助行为，希望龙某的实行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确实发生，其已经具有盗窃罪中的共同犯罪故意，应当构成盗窃罪的共犯。当然，鉴于文某对涉案车辆实际具有的合法权益，以及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人身的危险性，可以认定其犯罪情节轻微，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作者单位：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股民股票被盗卖，资金被盗提案
王某诉云集路证券营业部股票纠纷案
终审日期2000.10.09
原告：王某
被告：某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宜昌云集路营业部
【案情简介】
一、具体案情
原告王某与某券有限公司宜昌证券交易营业部发生股票纠纷向湖北省宜昌市某区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王某求变更被告名称为某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宜昌云集路营业路（以下简称云集路营业部）。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８日，原告王某在宜昌某证券登记中心填写了开户登记表，开办了深圳证券账户和上海证券账户。同日，原“某证券有限公司宜昌证券营业部”（本案被告的前身）通过与王某签订指定交易协议书，成为王某的证券指定交易代理商。王某取得了自助式磁卡ＭＡＣ，开始进行股票交易。截止１９９９年８月５日，王某的股票账户上尚有丰乐种业５００股、吉发股份１２１０股、国投原宜４００股、格力电器３２００股。当日，王某持本人身份证及证券账户卡到被告云集路营业部办理清密手续。８月６日，上述四支股票以自助式磁卡方式卖出，成交金额为８３５００余元。同日，王某在云集路营业部办理了大额取款预约手续，并填写了预约单，约定取款日期为８月９日，届时取现金８３５００元。上述大额取款预约单和取款凭条上填写的姓名是王某本人，填写的身份证号和证券无账户也都是王某所使用的，但字迹不是王某的。王某声称，自己从８月７日赴山东出差，至同月２８日发现股票账户有问题才迅速赶回，回来后在云集路营业部查询得知自己的密码于８月６日被清密，并且账上四支股票被卖出，还假借我的名义填写了一份大额取款预约单，于同月９日取现金８．３万元。云集路营业部则认为，我部的每一笔业务都是严格按照我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的《代理业务操作规程》办理的。从清密、交易到取现金等，如不是本人亲自持身份证、股东代码卡及提供资金账号，根本无法从微机上进入账户，业务无法办理。所以１９９９年８月５日、６日和９日王某办理的业务，都是由其亲自持证进行的，我部及银行工作人员都在经过严格审核，确定无误后才予以办理。
原告王某要求赔偿误工费和车票损失，未提供确凿证据。
同时查明，原告王某所持有的股东代码卡、身份证及自助式磁卡ＭＡＣ从未丢失过，现已由王某交给公安部门。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１日，《三峡晚报》曾就此事发表题为“八万股金不翼而飞”的报道，后又陆续进行了两次跟踪报道。上述报道仅就事情经过以及部分股民的反映做了介绍，并未发表任何见解和分析。
另查明：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某证券有限公司宜昌证券交易营业部的法人资格于１９９７年４月８日被注销，不涉及原单位人员的安置以及设备、设施和债务等情况的变更，新注册的企业名称为“中国某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宜昌营业部”。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４日，“中国某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宜昌营业部”又变更为现本案被告的名称“某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宜昌云集路营业部”。
上述事实，有原告王某的身份证、证券账户、自助式磁卡ＭＡＣ、大额取款预约单、取款凭条、１９９９年８月６日股票交易流程单、委托查询单、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登记注册分局查询单和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实。
二、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是：
（一） 原告的诉讼请求
王某认为：某证券公司云集路存在违规行为，致使七股票悖盗卖，资金被盗领。应该赔偿原告股票被盗卖、资金被盗领的损失和原告为处理此事而承担的误工费、车票等损失。并且被告在报纸上散播无根据谣言，要求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３万元，在相关报纸上登报道歉，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二） 被告的答辩意见
某证券公司云集路营业部认为：、密码清密手续、出售和提取现金都是本营业部严格按照规程进行，并由原告本人办理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道理，应当驳回。
【律师代理词】
一、原告律师的代理词
王某的代理人认为：
１９９９年８月，原告在被告处开设的股票账户被清密，四支股票被卖出，资金账户上的８．３万元被提走，而此时原告在外地出差。为此，原告多次找被告交涉此事，被告不仅不予赔偿，还反诬是原告与他人共同作案，并在报纸的报道中称原告在现场参与了此案，给原告的精神造成重大伤害。诉请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股票被盗卖、资金被盗领的损失和原告为处理此事而承担的误工费、车票等损失，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３万元，在相关报纸上登报道歉，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二、被告律师的代理词
云集路营业部的代理人认为;
１、被告起诉的对象已经注销；２、密码清密手续、出售和提取现金都是本营业部严格按照规程进行，并由原告本人办理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道理，应当驳回
【法院判词】
（一） 一审法院判词
宜昌市某区法院认为：
“某证券有限公司宜昌证券交易营业部”的法人资格注销后，其人员、设备、设施、债务等均并入新登记的企业法人，故本案被告云集路营业部应对原“某证券有限公司宜昌证券交易营业部”的债务承担责任。原告王某申请变更被告名称，应予准许。
原告王某的身份证、股东代码卡都在其手中，从未丢失过，仅凭字迹不属自己填写而主张股票被他人冒领，请求判令被告云集路营业部赔偿其经济损失，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王高武请求赔偿工资、车票和精神损失，因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宜昌市某区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０年５月３１日判决：
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诉讼费４９１０元，由原告王某负担。
（二） 二审法院判词
王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１）原审仅凭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工作人员的证言，就认定是上诉人自己办理了一切手续并取款，是错误的。同时，原审认定清密的时间为１９９９年８月５日，认定《三峡晚报》仅就事情经过及部分股民的反映对此事进行报道，均与事实不符；（２）上诉人已经就自己的主张提供了确凿充分的证据，在此情况下，原审仍然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判处不当。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云集路营业部给上诉人赔偿资金损失８．３万元、精神损失３万元和其他损失１．５万余元，并在报纸上道歉。
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驳回上驳，维持原判。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
原审认定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的演变和单位名称变更情况属实。
１９９９年８月４日，上诉人王某从其账户中取款１０００元。至此，王某的账户上存有股票丰乐种业５００股、吉发股份１２１０股、国投原宜４００股、格力电器３２００股和现金５３．４５元。同年８月７日至２９日，王某赴山东省诸城化肥厂出差，２９日返回宜昌。８月３０日，王某到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的综合柜台，称其在山东出差期间用磁卡划卡要操作自己的账户时，电脑总提示密码错误，要求查询。经综合柜台查询，王某的账户密码已于８月６日被清密，账上的所有股票也于同日被全部卖出，成交金额８４０９０．６０元；同日，有人以王某的名义填写了一份大额取款预约单，预约取款８万元；同月９日，有人从王某的账户内取现金８．３万元。王某以云集路营业部违规操作致其遭受财产损失为由，要求云集路营业部赔偿损失。云集路营业部则以每一笔业务都是严格按照规程操作，８．３万元是王某自己取走的为由，拒绝赔偿。双方为此酿成纠纷，王某遂提起诉讼。
另查明，应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的申请，宜昌市公安局于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３０日和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９日分别作出宜市公国保技字（１９９９）３７号和（２０００）２０号文字鉴定书，认定上诉人王某账户内１９９９年８月６日的大额取款预约单、８月９日的取款凭单上的字迹，是一人书写，但不是王高武或其妻郑小红书写。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清密、出卖股票和提取资金是否为上诉人王某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王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不是本人签名、预约提款和取款之日本人都不在宜昌的证据，用以支持“非王某所为”的主张。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提交了内部职工的证言，用以支持“是王某所为”的主张；并以如果非王某所为，则预约取款单和取款凭条上留下的身份证号码、股东代码怎么可能与王某使用的一致来反驳对方。对双方提交的证据综合评判：王某的证据与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收集的公安机关笔迹《鉴定结论》能相互印证，因此应当认为对“非王某所为”的主张，王某已经尽到举证责任。云集路营业部的证据，不仅因来源于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内部职工而不具有充分的证明力，且因与笔迹鉴定结论相矛盾而不能采信。既使身份证和股东代码卡从未丢失，身份证号码和股东代码也不是除本人以外其他人无法知晓的绝密信息。因此取款预约单和取款凭条上填写的号码与王某使用的一致，不能证明“是王某所为”。云集路营业部要以此为由来反驳对方，还需提交确凿的证据。这个问题不是王某的主张，不能倒置由王某承担“为什么一致”的举证责任。云集路营业部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是王某所为”，只能认定其主张不成立。
2011年6月，被害人华某将一辆广州本田雅阁轿车（车号为浙G1E665）委托被告人文某成立的金华市百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出租。7月21日，被告人龙某用伪造的名为“孙勤新”的机动车驾驶证，从文某处租赁了该车，在当场支付了2000元保证金后将车开回江西省丰城市。7月28日，龙某以生产资金周转困难为由，通过钟一团介绍，与被害人廖梅签订协议书，将该车质押给廖梅以借款5万元，借款期限为10日。廖梅在先行扣除5000元利息后，实际支付4.5万元给龙某，龙某将该车交付给廖梅。龙某得款后将之用于赌博并输掉，导致无钱赎回该车。在陆续支付了8000元租金后，龙某未再按规定向文某支付租金。文某因无法联系龙某，于11月4日与汪军驱车来到江西省丰城市梅林镇。次日，汪军通过龙某的老乡“老八”（姓名不详）找到龙某。文某在得知该车已被质押给他人后，要求龙某一定要把车拿回来。当晚，文某与龙某一起开车在丰城市上塘镇找车，未果。文某与汪军连夜回到浙江省金华市。在通过金华市丽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GPS定位系统发现该车停在丰城市上塘汽车站后，文某于11月7日傍晚驱车到达丰城市梅林镇并找到龙某，二人在上塘汽车站用备用钥匙遥控的方式，确定停在该汽车站的一辆广州本田雅阁轿车即为车号为浙G1E665的轿车。因当时汽车站内人多，二人决定次日凌晨再来。次日6时许，龙某与文某来到上塘汽车站，乘无人之机，由龙某持文某提供的车号为浙G1E665的广州本田雅阁轿车备用钥匙，从该汽车站车库内将车盗走（经鉴定，该车价值7.8万元）并进行隐藏。11月9日14时许，龙某将该车交给文某，文某于当日14时30分许驾驶该车驶入沪昆高速公路。当日21时许，接到报警的江西省交警总队直属三支队第一大队在沪昆高速鹰潭路段将文某抓获，将此车追回并归还给华某。
【分歧】
本文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人文某是否构成盗窃罪的共犯？一种意见认为，文某本人对涉案车辆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就不应成立盗窃罪；第二种意见则认为，文某以帮助犯的身份与龙某构成盗窃罪的共犯。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在共同犯罪中，帮助犯的主观目的并不一定与实行犯的主观目的完全重合。帮助故意是帮助犯的主观恶性的直接体现，也是帮助犯承担责任的主观基础。
首先，我们要明确帮助犯的概念。帮助犯，是相对于实行犯而言，其是指他人产生犯罪决议后，以心理支持、物质帮助等方式故意帮助他人实施犯罪，或为他人实施犯罪创造便利条件，多表现为在从犯或胁从犯中的起辅助作用的人。
其次，从主观方面来看，帮助犯具有双重心理状态：（1）认识到实行犯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并会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且自己有帮助行为能为实行行为提供帮助或创造便利条件；（2）希望或者放任通过自己的帮助行为，实行行为人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的发生。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毕竟是两个独立的行为，这就注定了两者间的犯罪故意必然存在一定的空隙。共同犯罪的共同故意并不当然要求共同行为的主观目的的一致性，而仅是概括上的同一，即共同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单独或与他人的行为相结合，可能引起危害结果，并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对帮助犯而言，其主观恶性的直接体现是帮助的故意，而非犯罪目的的故意。本案中，文某虽然没有非法占有涉案车辆的主观故意，但是，他明知龙某无法用钱款正当回赎车辆而准备采取盗窃这一犯罪手段取回车辆时，已有了帮助的故意。对于文某而言，其主观上是希望龙某可以将车子顺利的偷盗出来并交还给他，可见，此时文某的主观目的已经属于共同犯罪故意范围。
第三，从客观方面来看，帮助犯的最主要的特征因素是帮助行为。帮助犯的刑法惩罚性就在于其帮助行为。帮助行为，不同于实行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多体现为为实行行为人提供信息、工具或其他便利，以排除障碍协助他人实施犯罪。从本案来看，文某是在得知车辆被龙某质押给他人并无钱回赎的情况下，并没有采取正当手段，通过正当程序取回自己享有合法权利的财产，而是严厉要求龙某无论如何必然将车子拿回来，并对涉案车辆进行了GPS定位，提供了车辆停放位置及汽车备用钥匙，为龙某顺利盗得该涉案车辆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其帮助行为显而易见。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说龙某决定采取盗窃手段偷回该车是受到了文某的推动。文某放弃公权力救济的形式，而以这种非迫切需求下的私力救济手段，私力救济手段滥用的结果将是社会正常秩序的混乱，这也就决定了文某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否定评价。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文某虽然与盗窃罪实行犯龙某的非法占有涉案车辆的主观目的不一致，但是，其在主观上认识到了龙某行为的犯罪性质并积极提供了帮助行为，希望龙某的实行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确实发生，其已经具有盗窃罪中的共同犯罪故意，应当构成盗窃罪的共犯。当然，鉴于文某对涉案车辆实际具有的合法权益，以及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人身的危险性，可以认定其犯罪情节轻微，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作者单位：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股民股票被盗卖，资金被盗提案
王某诉云集路证券营业部股票纠纷案
终审日期2000.10.09
原告：王某
被告：某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宜昌云集路营业部
【案情简介】
一、具体案情
原告王某与某券有限公司宜昌证券交易营业部发生股票纠纷向湖北省宜昌市某区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王某求变更被告名称为某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宜昌云集路营业路（以下简称云集路营业部）。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８日，原告王某在宜昌某证券登记中心填写了开户登记表，开办了深圳证券账户和上海证券账户。同日，原“某证券有限公司宜昌证券营业部”（本案被告的前身）通过与王某签订指定交易协议书，成为王某的证券指定交易代理商。王某取得了自助式磁卡ＭＡＣ，开始进行股票交易。截止１９９９年８月５日，王某的股票账户上尚有丰乐种业５００股、吉发股份１２１０股、国投原宜４００股、格力电器３２００股。当日，王某持本人身份证及证券账户卡到被告云集路营业部办理清密手续。８月６日，上述四支股票以自助式磁卡方式卖出，成交金额为８３５００余元。同日，王某在云集路营业部办理了大额取款预约手续，并填写了预约单，约定取款日期为８月９日，届时取现金８３５００元。上述大额取款预约单和取款凭条上填写的姓名是王某本人，填写的身份证号和证券无账户也都是王某所使用的，但字迹不是王某的。王某声称，自己从８月７日赴山东出差，至同月２８日发现股票账户有问题才迅速赶回，回来后在云集路营业部查询得知自己的密码于８月６日被清密，并且账上四支股票被卖出，还假借我的名义填写了一份大额取款预约单，于同月９日取现金８．３万元。云集路营业部则认为，我部的每一笔业务都是严格按照我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的《代理业务操作规程》办理的。从清密、交易到取现金等，如不是本人亲自持身份证、股东代码卡及提供资金账号，根本无法从微机上进入账户，业务无法办理。所以１９９９年８月５日、６日和９日王某办理的业务，都是由其亲自持证进行的，我部及银行工作人员都在经过严格审核，确定无误后才予以办理。
原告王某要求赔偿误工费和车票损失，未提供确凿证据。
同时查明，原告王某所持有的股东代码卡、身份证及自助式磁卡ＭＡＣ从未丢失过，现已由王某交给公安部门。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１日，《三峡晚报》曾就此事发表题为“八万股金不翼而飞”的报道，后又陆续进行了两次跟踪报道。上述报道仅就事情经过以及部分股民的反映做了介绍，并未发表任何见解和分析。
另查明：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某证券有限公司宜昌证券交易营业部的法人资格于１９９７年４月８日被注销，不涉及原单位人员的安置以及设备、设施和债务等情况的变更，新注册的企业名称为“中国某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宜昌营业部”。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４日，“中国某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宜昌营业部”又变更为现本案被告的名称“某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宜昌云集路营业部”。
上述事实，有原告王某的身份证、证券账户、自助式磁卡ＭＡＣ、大额取款预约单、取款凭条、１９９９年８月６日股票交易流程单、委托查询单、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登记注册分局查询单和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实。
二、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是：
（一） 原告的诉讼请求
王某认为：某证券公司云集路存在违规行为，致使七股票悖盗卖，资金被盗领。应该赔偿原告股票被盗卖、资金被盗领的损失和原告为处理此事而承担的误工费、车票等损失。并且被告在报纸上散播无根据谣言，要求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３万元，在相关报纸上登报道歉，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二） 被告的答辩意见
某证券公司云集路营业部认为：、密码清密手续、出售和提取现金都是本营业部严格按照规程进行，并由原告本人办理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道理，应当驳回。
【律师代理词】
一、原告律师的代理词
王某的代理人认为：
１９９９年８月，原告在被告处开设的股票账户被清密，四支股票被卖出，资金账户上的８．３万元被提走，而此时原告在外地出差。为此，原告多次找被告交涉此事，被告不仅不予赔偿，还反诬是原告与他人共同作案，并在报纸的报道中称原告在现场参与了此案，给原告的精神造成重大伤害。诉请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股票被盗卖、资金被盗领的损失和原告为处理此事而承担的误工费、车票等损失，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３万元，在相关报纸上登报道歉，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二、被告律师的代理词
云集路营业部的代理人认为;
１、被告起诉的对象已经注销；２、密码清密手续、出售和提取现金都是本营业部严格按照规程进行，并由原告本人办理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道理，应当驳回
【法院判词】
（一） 一审法院判词
宜昌市某区法院认为：
“某证券有限公司宜昌证券交易营业部”的法人资格注销后，其人员、设备、设施、债务等均并入新登记的企业法人，故本案被告云集路营业部应对原“某证券有限公司宜昌证券交易营业部”的债务承担责任。原告王某申请变更被告名称，应予准许。
原告王某的身份证、股东代码卡都在其手中，从未丢失过，仅凭字迹不属自己填写而主张股票被他人冒领，请求判令被告云集路营业部赔偿其经济损失，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王高武请求赔偿工资、车票和精神损失，因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宜昌市某区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０年５月３１日判决：
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诉讼费４９１０元，由原告王某负担。
（二） 二审法院判词
王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１）原审仅凭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工作人员的证言，就认定是上诉人自己办理了一切手续并取款，是错误的。同时，原审认定清密的时间为１９９９年８月５日，认定《三峡晚报》仅就事情经过及部分股民的反映对此事进行报道，均与事实不符；（２）上诉人已经就自己的主张提供了确凿充分的证据，在此情况下，原审仍然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判处不当。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云集路营业部给上诉人赔偿资金损失８．３万元、精神损失３万元和其他损失１．５万余元，并在报纸上道歉。
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驳回上驳，维持原判。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
原审认定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的演变和单位名称变更情况属实。
１９９９年８月４日，上诉人王某从其账户中取款１０００元。至此，王某的账户上存有股票丰乐种业５００股、吉发股份１２１０股、国投原宜４００股、格力电器３２００股和现金５３．４５元。同年８月７日至２９日，王某赴山东省诸城化肥厂出差，２９日返回宜昌。８月３０日，王某到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的综合柜台，称其在山东出差期间用磁卡划卡要操作自己的账户时，电脑总提示密码错误，要求查询。经综合柜台查询，王某的账户密码已于８月６日被清密，账上的所有股票也于同日被全部卖出，成交金额８４０９０．６０元；同日，有人以王某的名义填写了一份大额取款预约单，预约取款８万元；同月９日，有人从王某的账户内取现金８．３万元。王某以云集路营业部违规操作致其遭受财产损失为由，要求云集路营业部赔偿损失。云集路营业部则以每一笔业务都是严格按照规程操作，８．３万元是王某自己取走的为由，拒绝赔偿。双方为此酿成纠纷，王某遂提起诉讼。
另查明，应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的申请，宜昌市公安局于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３０日和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９日分别作出宜市公国保技字（１９９９）３７号和（２０００）２０号文字鉴定书，认定上诉人王某账户内１９９９年８月６日的大额取款预约单、８月９日的取款凭单上的字迹，是一人书写，但不是王高武或其妻郑小红书写。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清密、出卖股票和提取资金是否为上诉人王某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王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不是本人签名、预约提款和取款之日本人都不在宜昌的证据，用以支持“非王某所为”的主张。被上诉人云集路营业部提交了内部职工的证言，用以支持“是王某所为”的主张；并以如果非王某所为，则预约取款单和取款凭条上留下的身份证号码、股东代码怎么可能与王某使用的一致来反驳对方。对双方提交的证据综合评判：王某的证据与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收集的公安机关笔迹《鉴定结论》能相互印证，因此应当认为对“非王某所为”的主张，王某已经尽到举证责任。云集路营业部的证据，不仅因来源于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内部职工而不具有充分的证明力，且因与笔迹鉴定结论相矛盾而不能采信。既使身份证和股东代码卡从未丢失，身份证号码和股东代码也不是除本人以外其他人无法知晓的绝密信息。因此取款预约单和取款凭条上填写的号码与王某使用的一致，不能证明“是王某所为”。云集路营业部要以此为由来反驳对方，还需提交确凿的证据。这个问题不是王某的主张，不能倒置由王某承担“为什么一致”的举证责任。云集路营业部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是王某所为”，只能认定其主张不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