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家禽行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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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家禽行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家禽行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5]16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应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扶持家禽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56号)精神，现就家禽养殖业相关税收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自2005年11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对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家禽加工企业和冷藏冷冻企业加工销售禽肉产品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并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二、对家禽养殖(包括种禽养殖)、加工和冷藏冷冻企业进行家禽养殖(包括种禽养殖)、加工和冷藏冷冻所取得的所得免征2005年度企业所得税，2006年视情况另行规定。
三、对企业或个人由于禽类扑杀所取得的财政专项补助，免征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对企业由于禽类扑杀所造成的净损失，允许其在所得税前全额列支。
四、减收的增值税、所得税按现行财政体制负担。
五、对禽类加工产品出口后的应退税款，确保及时足额退给企业。
六、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或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地区对家禽养殖(包括种禽养殖)企业、家禽加工企业、冷藏冷冻企业及个人生产经营用的土地、房产和车船，适当减免2006年上半年度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
请遵照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五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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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概念浅析
边嵘
在当今经济飞速发展的形势下，我国的股民以及私营有限公司股东数量呈几何数提增，但通常情况下，他们对股权的真实含义，以及据此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其实并不很清楚，存在着混乱甚至错误的理解。因此，笔者认为探索股权概念，有利于提升股民法律意识，加快股市规范性法规发展和完善，促进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对股权概念的几种观点
关于股权概念的解释，以往理论界主要存在以下四种代表观点：
1、所有制说。所有制说是我国特定经济阶段的产物，是在特定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产物。该说法观点杂乱纷纭，包括“所有权经营权说”、 “双重性说”、共有性说、“社员权说”等等诸说。
（1）所有权经营权说。该学说认为股东对公司享有所有权，继而享有经营权。当时体制造成所有者拥有企业的核心权力，即国家、集体所有垄断地位，后因与社会发展呈现出不适应趋势，继而产生为经营权所有权相对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当时股权理论的中心出发点是国家本位主义（即政府本位），其以国家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区分，而不是个体本位法。这种理论已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随着社会发展将被淘汰。
（2）双重性学说。该学说认为公司和股东都有所有权，公司在商品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保持久远发展的生命力，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所有权的双重性结构。其理论结构就是股东凭借其所有权促使自益权和公益权发展，公司凭借其所有权依法进入民事流通渠道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很显然，上述理论违背了大陆法系的物权法中“一物一权”基本原则。
（3）共有性学说。该学说认为公司的全部财产是法人一人所有，所有权人是公司和股东共同组成，行使所有权由公司和股东共同行使。这种理论观点使得所有权权属混淆，公司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受阻，也违反了法人是以其财产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的概念定位。
（4）社员权学说。该学说认为股东是基于其营利性的出资团体的社员身份而享有的权利，故属于社员权的范畴，股权是综合性权利，既有财产性的获取股息分红的权利和公司解散时取得剩余财产的权利，又有非财产性的表决权等权利，性质上是具有社员权利。该学说被认为是大陆法系对股权性质的通说。但实际上社员权的很多内容与公司制度并不相符。西方国家的社员权解释源于对公益社团法人和合作社社员权利之解释。社员权具有严格的身份性质，取得社员资格才能享有社员权是前置条件。在公益性社团中，社员资格的取得并不一定以出资为条件，有的是取决于社员的身份或地位。在合作社中，尽管交纳社股为取得资格前提，但其合作互助性质决定了社员权也是按社员资格人头享有，与社员出资额大小无关紧要。德国民法典第38条规定了社员权不得转让和继承，不得委托他人行使等条文。大陆法系国家一般性规定了社员权不可转让性。因此社员权没有资本性和资本的流通性，而股权随股市具有极快流动性和资本表现性质。社员权学说是以公司为社团法人为前提，公司要有二名以上股东，随着立法发展和一人公司的产生以及我国的国有独资公司存在,显然将股权解释认定为社员权明显牵强附会。
2、债权学说。该学说认为股权自公司法人资格取得之日起，股东对公司的权利仅是收益权即按时拿股息和红利，这是股东的所有权向公司债权转化，公司作为所有权的唯一主体，完全按照自己意志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公司的财产，而不必受股东的左右和控制。股东也只是关心到期的股息和红利是否拿到，无意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随着公司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开，股权已演变了纯粹反映债权的关系，股票成为债的凭证。从发展趋势来说，股票和公司债券区别也越来越小，股东的收益权可成为一种债的请求权。从这层意义上说股权又有某些方面的请求权特征，但请求权并非债权所独有，物权也存在。所以笔者认为该学说不仅与公司法规定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参与和制约相互矛盾，而且无法解释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尤其是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和制约。
3、股东地位学说。该学说认为股权既非物权、债权、专项权，而是因股东投资所获得的多种权利和义务的集合，不能用单一权利来说明，股东因认购股份而产生股权，而股份所表现的是股东的法律地位，这种地位直接决定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故股东股权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股东的地位。股东地位学说是日本学者提出的，认为现代社会是权利本位的社会，权利运行和转化无不在社会各方面发生，在公司制度上，投资人因投资导致原先财产权利转化为股权，原来财产权利不复存在，投资人从而享有新产生的股权，成为公司的股东，因此股东地位是基于股权的产生而形成，股权决定了股东地位，股东地位反映了股东享有的股权。笔者认为该学说不能全面反映股权的性质。
4、股东独立权利学说。该学说认为股权就是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因直接投资创办公司而享有的一种独立权利，它是有出资的财产所有权转化而来，是符合权利法定原则的。笔者认为该学说强调法定权利而忽略了股东出资自由权。
二、股权的概念浅析
依据中外学者对股权认定的各种观点及其分析，笔者结合现在股权客观规定，认为过去的各种观点均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有其阶层、阶级性，股权绝对不能仅仅用所有制、债权、社员权角度等等来说明其内涵、外延所包含的内容，笔者试从以下几个角度对股权概念作一浅显解剖：
1、股权是一种法律规定和确定的权利。
我国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可以认定股权是股东作为出资的财产权，出资前是股民个人所有的财产，同时在未出资前股民享有绝对意思自由支配的权利，一旦投资于公司就成为该公司股东，受公司章程约束，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利，同时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义务。因此笔者认为股权系所有权范畴，受民法和特别法调整（指公司法、及有关股票、相应公司章程、规章）。但不能等同于财产权，也不能脱离财产权，两者具有不可分割性。
2、股权是一种财产性质的权利。
众所周知，财产权是以财产（金钱、财物等物质）为标的，以经济利益为内容的一种从属于所有权的物质权利。所有权具有对象属性，成为股权的财产必然性地为具体主体所有的才能够成为股权。在我国特定时期，较多学者认为股权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集合，是不能够反映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股权所体现的内在涵义。首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产所有权的主体与过去相对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过去财产主体表现为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私有制属于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现阶段经济主体呈现多元化主体，包括国家、集体、私营、外国经济财团、外国人私营、社团、个体户、国际经济组织等，从而表现为股权的主体属性多元化。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公司经营职权制度化、法规化，也不再是过去所有权和经营权混合不清，职责不明的局面，股权内在属性与过去相对比，也有具体化的变革。再次，投资入股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财产的利益性。财产利益性表现为财富的增值、扩大化，即股东对财产利益化的最大追求，到财产所有者手中称之为收益权。相反如果说投资入股目的没有企求增值、收益，股东也不会冒险投资。故笔者认为股权最大的本质核心应当是财产利益追求。股权具有财产权的性质并且系其本质属性，这是股民将财产作为投资作资本收益的目的所在。
3、股权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
（1）股权在公司经营中，股东在财产上享受收益权利，承担潜在亏损风险。股东按照约定出资到位后，公司运行存在营利和亏损可能性的不确定，良好的运作给股东带来可观红利、股息收益，反之股权将体现的是财产利益逐渐减少，甚至于全部亏损。这就是股权财产上的风险性收益、亏损权能。
（2）股权份额在公司中决定股东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06条规定：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可见股东地位以股东所拥有公司股权的份额作为唯一确定标准，股权所拥有份额能直接左右公司的经营决策，最终决定公司盈利还是亏损，导致股东财产权益是增还是亏损。股份多少决定了股东在公司地位，在公司中享有权力大小，这不仅是股权权限表现，也是股权权利的组成部份。
（3）股权在公司中表现为股东享有表决权、选择权、公司经营决策权。股权在公司中不仅表现为财产上权能，而且还能体现在公司经营决策、人事任免等项权限。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职权。由于股东按股权份额依法享有表决权，因此，公司章程通过、法定代表人、董事等权威人事任免直接受到股权权利的影响。从形式上亦体现了股权是一种综合性权利。
4、股权是一种可以支配的权利、请求的权利的集合。股东股权权能组成主要包含投资收益、公司决策、表决、知情、质询以及投资转让权等等。其中股东所拥有的公司决策权、表决权、经营建议权、股份转让权、优先购买权等权利具有支配性，而股东所拥有投资收益权、知情权、剩余财产分配权、优先购买权和诉权具有请求性，即股东可以请求公司为特定的行为的可能性。这些支配性和请求性的权能表现为股东股权权能的组成和权力的作用，一旦股东这些权利受到公司侵害，股东可以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约定诉讼于法院请求依法保护其权利。
5、股权是一种可转让、可认购的权利。股权是一种流通性的的权利，可转让、可认购在全世界各国通行，不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公司法都有股权的转让规定，我国公司法对转让股权亦作了详细规定，可见股权流通性是有其资本性所决定的。股权的资本性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公司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均作了详细规定。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规定，股权允许在股东之间转让，但不违背公司法对投资主体的规定，也可以转给其它投资主体，但一定要按章程约定进行即经过半数股权表决通过。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规定则比较严密，如发起人所持股份在一定时间内不得转让；公司高层领导在任职期间不能转让其所持的股份；股东所持股份超过该上市公司总流通股一定数量向证券交易主管部门申报；股东所持股份可以依法上市交易，任何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可以通过证券交易市场成为股东，从而享有股权，行使相应的权利履行义务等。随着股市的逐步发展，股权的资本流通性将更加发挥有效的本能。
综上，笔者认为，股权是基于我国民法和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依法出资的，以实现一定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具有可支配、可请求和转让、流通的特殊财产权利。股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均系所有权下财产权范畴，完整组成了财产所有权制度。
三、探讨明晰股权概念的意义
1、促进经济发展，加速资本流通，更大限度发挥财产效益。
市场经济是资本流通的经济，市场发育的完备决定于资本的流通量和流通速度，股东所投于公司内的股金实际上是股东个人所有的小资本投放到市场，参与市场运行组成市场大资本的循环，从而来获取资本投入的目的即促进经济发展，使其资本增值收益，在最大限度内发挥财产效益。同时也能使股东明确知悉市场是存在潜在风险的，只有在规范经营前提下，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限度，确保自已的财产收益和增值。
2、清楚股民的权利与义务，规范股市、公司经营发展。
明晰股权概念以后，我们结合当今股市和公司经营的现实情况，对照股权的实质内容即权利的行使、义务的履行，寻找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对于完善股市、公司经营发展，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首先，股民应当积极地参与市场，作为股市、公司一员积极行使自已的权利，督促纠正股市、公司中存在暗箱操作，哄抬、坐庄等不良行为，完善法规，使股市走上法制化市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反过来更好促进经济发展。其次，由于我国股市尚系初步进入发展阶段，很多机制尚需要探索，通过我们对股权概念了解学习，有利于提升股民法律意识，加快股市规范性法规发展和完善，促进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对杜绝前几年无法可依局面具有现实意义。
3、通过对股权理论研究，明确股权和其它财产所有权概念的区别，对股权和所有权制度理论发展以及完善股市法律法规立法具有深远意义。现阶段法律、法规尚不齐备，经济发展形势又迫切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股市，只有对股市、股权作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才能够制定出符合市场发展需求的法律制度。有了好的制度才能够更好指导实践，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通过对股权理论研究，使我们能清楚区分股权与其它财产所有权的不同之处，便于我们行使不同财产所有权的权能，保护自已的经济利益，促进财富的增长，发挥资本效益。最后，我们通过对股权理论的研究，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经过实践来丰富理论，周而复始往复循环，使理论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以此相应促进社会经济的更好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1、《关于股权性质的法律思考》，《山东法学》1998年第6期 作者：程晓峰
2、《产权的法律分析》，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法律出版1999年 作者：王卫国
3、《分割所有权论----也论公司财产权和股权的性质》，《法学前沿》1998年第2期 作者：孔德周
4、《论股东的股权和公司的法人财产权》，《法学评论》1997年第2期作者：冯果 雷兴虎
5：《股权就是股权-----从民事权利划分看股权的性质》2002年10月9日 作者：韩毅
6：《两大法系财产权理论和立法构造的历史考察及比较》，《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辑第1卷 作者：梅夏
上海× × ×经营服务总公司诉上海× × 商业房产公司股权确认纠纷案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
【案情简介】
原告 上海× × ×经营服务总公司，住所在上海市常德路500号。
法定代表人 严振芳，总经理。
被告 上海× × 商业房产公司，住所在上海市华山路303弄5号。
法定代表人 归林祥，副经理。
被告 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在上海市张杨路655号707室。
法定代表人 顾家栋，总经理。
第三人 上海× × 商楼，住所在上海市华山路301号。
法定代表人 顾德明，经理。
上海市饮食服务公司× × 区服务公司(以下简称服务公司，后变更为本案原告)下属正章洗染工场租赁部位为华山路307号全幢公房。1987年12月26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批准，由服务公司与上海市× × 区贸易投资总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后变更权利义务承受者为本案被告× × 公司)在华山路303弄联合建造“× × 综合服务楼”。1988年3月2日，× × 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批准将“× × 综合服务楼”定名为“白玉兰饭店”。随即，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联合组建了“白玉兰饭店筹建处”。1988年7月7日，× × 区房产管理局与白玉兰饭店筹建处签订了《拆房、建房协议书》，该协议书规定：白玉兰饭店筹建处的拆房范围为华山路299号、303弄2号、307号，在华山路303弄处建造白玉兰饭店(该处建成后重新编号地址为华山路301号)，将原华山路303弄移至华山路307号处。1988年8月6日，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签订了“关于动迁上海市× × 区服务公司正章洗染工场补偿费的协议”，规定贸易公司给付服务公司补偿费80万元。1988年8月11日，× × 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根据服务公司、贸易公司的申请，就白玉兰饭店项目，向市政府财贸办公室申请年度贷款。1988年9月30日，上海市城市建筑规划管理局向白玉兰饭店筹建处颁发了建筑工程执照(1989年6月20日申请延期获批准)。1989年6月，建设银行向白玉兰饭店筹建处两次放贷计125万元(一次60万元，一次65万元)。嗣后，× × 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后变更为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为外服公司)洽谈，引进外服公司参与白玉兰饭店投资。因外服公司坚持要求× × 区用一家企业名义与之合资，故区政府决定由贸易公司出面与外服公司签订“白玉兰饭店”合同书。1989年8月 24日贸易公司与外服公司签订联合投资经营白玉兰饭店的合同，该合同规定项目总投资约600万元，贸易公司投资240万元，占40％，外服公司投资360万元，占60％；联营期间的盈利，由双方对半分成，即各得50％，亏损亦由双方各半承担；贸易公司负责工程筹建，外服公司负责做好营业前的准备工作；联营期限为15年。同日，双方还签署了白玉兰饭店章程，该章程规定：董事会由6人组成，双方各派3人，董事长由贸易公司委派，副董事长由外服公司委派；设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各一人，总经理由外服公司委派，副总经理由贸易公司委派。因服务公司对区政府的行政决定有异议，故× × 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于1990年4月召集服务公司、贸易公司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规定：白玉兰饭店合同中属于贸易公司一方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由服务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享有和承担；在贸易公司应向白玉兰饭店投资的240万元中，已投入的贷款125万元，由服务公司、贸易公司共同偿还，并支付利息，各承担50％；其余115万元，除去动迁补偿费60万元之外，尚缺 55万元，由服务公司投资20％，即11万元，贸易公司投资的80％，即44万元；贸易公司拥有白玉兰饭店50％的房产权，利润由服务公司、贸易公司各得一半，亏损亦由双方各半负担；贸易公司从白玉兰饭店分得的利润应先用于归还贷款，还清贷款本金和利息后的利润由双方各半分配。1990年10月20日，贸易公司、外服公司联合发出《“白玉兰饭店”首届董事会人员组成决定》，该决定抄送服务公司，服务公司委派的毛申媚为董事会人员之一。1990年12月25日，贸易公司与外服公司共同向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联营企业(即前述白玉兰饭店)登记注册，并定名为上海× × 商楼。经中信实业银行上海分行验资，注册资金640万元，外服公司实际投资384万元(其中货币资金24万元，房屋设备360万元)，贸易公司实际投资256万元(其中货币资金16万元，房屋设备240万元)。上海× × 商楼营业后，自1992年起获得利润，直至1997年度，贸易公司与外服公司按× × 商楼章程规定的比例领取了各自的收益，贸易公司亦按与服务公司的协议，与服务公司共享了× × 商楼的收益。1998年9月，上海× × 商楼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 公司，分别要求其返还钱款、返还房屋参建款。原告担心其在× × 商楼的权益受损，于1998年9月1日起先后向外服公司、× × 公司发函，要求尽早解决其在× × 商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并请求× × 区经济贸易委员会出面协调解决上述历史遗留问题。1999年3月25日，× × 商楼董事会以“受× × 公司债务影响”、“× × 商楼各项实施陈旧需要改造”为由，决定1998年度利润暂不分配。为此，原告于1999年6月25日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其在× × 商楼的股权。
原、被告主体变更情况如下：①1992年12月30日，× × 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决定，撤销行政性的服务公司，建立本案原告× × ×公司(由原服务公司下属百乐服务公司变更而来)，原服务公司下属企业归属× × ×公司，并将上海× × 商楼列为原告× × ×公司的对外联营体。②1992年6月2日，经× × 区人民政府批准，在贸易公司从事商业网点和住宅开发业务基础上建立被告× × 公司，1993年3月5日，× × 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贸易公司、× × 公司共同致函外服公司，告知贸易公司在× × 商楼的权利义务一并划转给× × 公司。③1996年12月20日，经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改制为被告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上述三企业变更后，均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诉讼请求及答辩】
原告× × ×经营服务总公司请求法院确认被告× × 公司持有的上海× × 商楼中40％股权的一半属原告所有，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 × 公司辩称：原告诉称属实，因本公司自始至终维护原告在上海× × 商楼的权益，亦对原告之诉请无异议，故不应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外服公司辩称：上海× × 商楼系本公司与被告× × 公司共同投资的联营企业，无论上海× × 商楼的公司章程，还是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册中均无原告之名。至于原告诉称的事实，只反映了原告与被告× × 公司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对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不能据此取得上海× × 商楼股东的地位。现行法律法规明文规定以工商登记为准，且原告在1998年前从未主张过其在上海× × 商楼的法律地位，现已超过诉讼时效，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之诉。
第三人上海× × 商楼诉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若被告× × 公司欲将其在本公司股权的一半转让给原告，则原告应承担被告× × 公司对本公司债务的一半。
原告× × ×公司与被告外服公司、第三人× × 商楼争议的事实是：原告是否属× × 商楼的投资人(股东)、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
1．原告主张其是× × 商楼的投资人(股东)之一，并履行了出资义务，为此向法庭出示了以下证据：
(1)1990年4月× × 区政府财贸办公室鉴证的由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明文规定贸易公司在× × 商楼的权利和义务，由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各半享有和承担，× × 商楼1997年度工商年检报告“出资情况”一栏记载有“外服公司实缴出资额456万元”、“× × 公司实缴出资额152万元”、“× × ×公司实缴出资额152万元”。原告以上述证据证明× × 公司在× × 商楼的股权中一半属其所有。
(2)1989年6月7日建设银行《核定贷款指标通知》“核定指标”为60万元，“主管单位”为服务公司；1989年12月12日建设银行《核定贷款指标通知》，“核定指标”为65万元，“主管单位”虽为× × 区财办，实际使用是原告的贷款额度，被告× × 公司亦予承认，原告与被告× × 公司经核对会计帐目后，于2000年1月6日共同签署了《关于对× × 商楼投资及投资收益》的情况说明：(一)原告投资总额为 152万元，由华山路303号地块动迁补偿费30万元、1988年11月23日付给白玉兰饭店1万元、1988年11月23日付给白玉兰饭店19万元及由原告用× × 商楼1992年至1995年利润还前述贷款105万元组成；(二)原告共计收到被告× × 公司付给的× × 商楼利润512639．03元。原告以上述证据证明其已向× × 商楼履行了出资义务，并取得投资收益。
(3)1990年10月20日贸易公司与外服公司联合发出《“白玉兰饭店”首届董事会人员组成决定》，该董事会中的毛申媚系服务公司委派人员，且该文还抄送了服务公司(即现原告)。1999年8月30日× × 区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情况说明》亦称外服公司对服务公司参与投资建造× × 商楼的事实及全过程，事先是知情的。原告以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外服公司和第三人上海× × 商楼对原告作为× × 商楼的股东之一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是明知的。
2．被告× × 公司同意原告主张的上述事实，对原告出具的上述证据均予认可。
3．被告外服公司否定原告主张的事实，并对原告的证据作如下质证和抗辩：
(1)1990年4月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仅规定了贸易公司与服务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对被告外服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上海× × 商楼1997年度工商年检报告系被告× × 公司派遣人员所作，且该报告“出资情况”一栏记载的数额均是错误。为此，被告外服公司出具了× × 商楼的验资报告及1994年度、1995年度、1996年度、1998年度工商验资报告，这些报告对出资情况均记载为“外服公司384万元”、“× × (贸易)公司256万元”，无原告出资的记载。
(2)建设银行2份《核定贷款指标通知》中，“贷款单位”均记载为白玉兰饭店，即第三人× × 商楼，且还贷用的是× × 商楼的利润，故原告不能用此证据证明该两笔贷款系其投资。
(3)原告下属工作人员毛申媚系贸易公司推荐进入× × 商楼董事会的，应视作是贸易公司的派遣人员。《“白玉兰饭店”首届董事会人员组成决定》抄送服务公司，是考虑到服务公司曾与贸易公司联合投资建造白玉兰饭店，并作了前期工作的因素，且依据贸易公司的请求而为。
4．第三人对原告实施了向上海× × 商楼投资的事实予以否认，但未出具否定的证据。
【法院审理及判决】
法院认为，综合原告出具的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核定贷款指标通知》、原告与被告× × 公司共同出具的《关于对× × 商楼投资及收益的情况说明》、《“白玉兰饭店”首届董事会人员组成决定》中有原告工作人员和该文抄送服务公司以及× × 区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对× × 商楼具有隐名投资，被告× × 公司名下的股权一半属原告所有，且被告外服公司也是明知的。被告外服公司对董事会组成人员中有原告工作人员以及董事会组成决定书抄送原告的辩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原告依据《核定贷款指标通知》上“主管单位”一栏记载为服务公司、× × 商楼1997年度工商年检报告以及用获取的× × 商楼利润还贷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合计投资为155万元，这一点被告外服公司的抗辩是充足的，即贷款主管单位不是贷款单位，1997年度工商年检报告与其他年度工商年检报告及验资报告均不相符，而原告关于其用105万元还款之说，与服务公司、贸易公司1990年4月的《协议书》约定相悖。被告外服公司提供的年检报告和验资报告前后一致，即外服公司投资为384万元，被告× × 公司投资256万元。综上所述，应当确认原告隐含于被告× × 公司名下的投资额为128万元。
原告作为上海× × 商楼的原投资者之一，在其以投资人名义实施筹建工作过程中，依据政府行政的决定，变更为隐含于被告× × 公司名下的实际投资人，该行为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实施前，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 × 公司、被告外服公司对原告隐名投资均是明知的，三方在此基础上，分别自愿签订了两份目标一致的合资协议，且各方均依约履行了投资义务和享受利润分配的权利，因此，不能简单地以隐性投资未经工商登记而否定原告的投资人资格，否则就违背了事实；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认为隐名投资为无效行为，否则就违背了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被告外服公司明知原告对× × 商楼投资而予以接受，明知其向× × 商楼派遣董事、享受利润而不予阻止，应视为默认，现被告外服公司以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的协议对其无约束力为由抗辩原告的投资人地位，本院不予采信。1998年9月第二人即× × 商楼与被告× × 公司发生诉讼前，被告外服公司、第三人× × 商楼对原告的实际投资人地位并无争议，不存在侵犯原告在第三人权益的行为或状态，而第三人× × 商楼与被告× × 公司的诉讼进入执行阶段后，出现了原告在第三人处权益受损的可能性，因此被告外服公司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原告主张权利，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起算的规定。综上所述，原告要求确认被告× × 公司名下的股权一半属其所有之说，应予支持。但具体数额，应以本院查明的事实为准。
【律师点评】
本案涉及到的是隐名股东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着隐名股东的现象，尤其是近年来因隐名股东引起的纠纷频繁发生。所谓公司中的隐名投资是指一方（隐名投资人）实际认购出资，但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投资人却为他人（显名投资人）的法律现象。
在公司法律实践中，对于公司中的隐名投资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法律关系：（1）隐名投资人、显名投资人与公司的法律关系。如果显名投资人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是虚构的，对于以显名投资人名义认购公司资本的情况，由于显名投资人不存在，因此在与公司的法律关系上，可以直接认定隐名投资人是股东。但是，如果显名投资人实际存在，此时如何处理上述关系，司法实践中对此存在两种看法：实质说和形式说，前者主张将实际投资人视为股东，而不论投资人以谁的名义认购公司资本；后者主张将名义上的投资人视为股东，而不论实际投资人是谁。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太过绝对，股东资格的确定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从稳定公司法律关系和保护善意股东的需要出发，如果隐名投资人未直接以股东的名义行使权利的，则以显名投资人为股东；如果隐名投资人已经直接以股东的名义行使权利的，则应认定为隐名投资人为股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隐名的目的是规避法律，以隐名投资人为股东将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在此情况下，如果作为其原因的瑕疵能够弥补，应继续承认其股东资格有效；如果作为其原因的瑕疵无法弥补，则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应为无效。（2）隐名投资人、显名投资人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在隐名投资中，保护真正的权利人和保护善意的第三人是相互冲突与矛盾的。构建这一法律关系时如何平衡这一矛盾体是颇费思量的事情。不过在保护交易安全已成为现代民商法的整体发展趋势的情形下，我国公司法修改之时，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以保护善意第三人为价值取向。新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边嵘
在当今经济飞速发展的形势下，我国的股民以及私营有限公司股东数量呈几何数提增，但通常情况下，他们对股权的真实含义，以及据此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其实并不很清楚，存在着混乱甚至错误的理解。因此，笔者认为探索股权概念，有利于提升股民法律意识，加快股市规范性法规发展和完善，促进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对股权概念的几种观点
关于股权概念的解释，以往理论界主要存在以下四种代表观点：
1、所有制说。所有制说是我国特定经济阶段的产物，是在特定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产物。该说法观点杂乱纷纭，包括“所有权经营权说”、 “双重性说”、共有性说、“社员权说”等等诸说。
（1）所有权经营权说。该学说认为股东对公司享有所有权，继而享有经营权。当时体制造成所有者拥有企业的核心权力，即国家、集体所有垄断地位，后因与社会发展呈现出不适应趋势，继而产生为经营权所有权相对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当时股权理论的中心出发点是国家本位主义（即政府本位），其以国家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区分，而不是个体本位法。这种理论已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随着社会发展将被淘汰。
（2）双重性学说。该学说认为公司和股东都有所有权，公司在商品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保持久远发展的生命力，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所有权的双重性结构。其理论结构就是股东凭借其所有权促使自益权和公益权发展，公司凭借其所有权依法进入民事流通渠道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很显然，上述理论违背了大陆法系的物权法中“一物一权”基本原则。
（3）共有性学说。该学说认为公司的全部财产是法人一人所有，所有权人是公司和股东共同组成，行使所有权由公司和股东共同行使。这种理论观点使得所有权权属混淆，公司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受阻，也违反了法人是以其财产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的概念定位。
（4）社员权学说。该学说认为股东是基于其营利性的出资团体的社员身份而享有的权利，故属于社员权的范畴，股权是综合性权利，既有财产性的获取股息分红的权利和公司解散时取得剩余财产的权利，又有非财产性的表决权等权利，性质上是具有社员权利。该学说被认为是大陆法系对股权性质的通说。但实际上社员权的很多内容与公司制度并不相符。西方国家的社员权解释源于对公益社团法人和合作社社员权利之解释。社员权具有严格的身份性质，取得社员资格才能享有社员权是前置条件。在公益性社团中，社员资格的取得并不一定以出资为条件，有的是取决于社员的身份或地位。在合作社中，尽管交纳社股为取得资格前提，但其合作互助性质决定了社员权也是按社员资格人头享有，与社员出资额大小无关紧要。德国民法典第38条规定了社员权不得转让和继承，不得委托他人行使等条文。大陆法系国家一般性规定了社员权不可转让性。因此社员权没有资本性和资本的流通性，而股权随股市具有极快流动性和资本表现性质。社员权学说是以公司为社团法人为前提，公司要有二名以上股东，随着立法发展和一人公司的产生以及我国的国有独资公司存在,显然将股权解释认定为社员权明显牵强附会。
2、债权学说。该学说认为股权自公司法人资格取得之日起，股东对公司的权利仅是收益权即按时拿股息和红利，这是股东的所有权向公司债权转化，公司作为所有权的唯一主体，完全按照自己意志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公司的财产，而不必受股东的左右和控制。股东也只是关心到期的股息和红利是否拿到，无意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随着公司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开，股权已演变了纯粹反映债权的关系，股票成为债的凭证。从发展趋势来说，股票和公司债券区别也越来越小，股东的收益权可成为一种债的请求权。从这层意义上说股权又有某些方面的请求权特征，但请求权并非债权所独有，物权也存在。所以笔者认为该学说不仅与公司法规定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参与和制约相互矛盾，而且无法解释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尤其是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和制约。
3、股东地位学说。该学说认为股权既非物权、债权、专项权，而是因股东投资所获得的多种权利和义务的集合，不能用单一权利来说明，股东因认购股份而产生股权，而股份所表现的是股东的法律地位，这种地位直接决定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故股东股权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股东的地位。股东地位学说是日本学者提出的，认为现代社会是权利本位的社会，权利运行和转化无不在社会各方面发生，在公司制度上，投资人因投资导致原先财产权利转化为股权，原来财产权利不复存在，投资人从而享有新产生的股权，成为公司的股东，因此股东地位是基于股权的产生而形成，股权决定了股东地位，股东地位反映了股东享有的股权。笔者认为该学说不能全面反映股权的性质。
4、股东独立权利学说。该学说认为股权就是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因直接投资创办公司而享有的一种独立权利，它是有出资的财产所有权转化而来，是符合权利法定原则的。笔者认为该学说强调法定权利而忽略了股东出资自由权。
二、股权的概念浅析
依据中外学者对股权认定的各种观点及其分析，笔者结合现在股权客观规定，认为过去的各种观点均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有其阶层、阶级性，股权绝对不能仅仅用所有制、债权、社员权角度等等来说明其内涵、外延所包含的内容，笔者试从以下几个角度对股权概念作一浅显解剖：
1、股权是一种法律规定和确定的权利。
我国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可以认定股权是股东作为出资的财产权，出资前是股民个人所有的财产，同时在未出资前股民享有绝对意思自由支配的权利，一旦投资于公司就成为该公司股东，受公司章程约束，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利，同时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义务。因此笔者认为股权系所有权范畴，受民法和特别法调整（指公司法、及有关股票、相应公司章程、规章）。但不能等同于财产权，也不能脱离财产权，两者具有不可分割性。
2、股权是一种财产性质的权利。
众所周知，财产权是以财产（金钱、财物等物质）为标的，以经济利益为内容的一种从属于所有权的物质权利。所有权具有对象属性，成为股权的财产必然性地为具体主体所有的才能够成为股权。在我国特定时期，较多学者认为股权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集合，是不能够反映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股权所体现的内在涵义。首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产所有权的主体与过去相对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过去财产主体表现为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私有制属于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现阶段经济主体呈现多元化主体，包括国家、集体、私营、外国经济财团、外国人私营、社团、个体户、国际经济组织等，从而表现为股权的主体属性多元化。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公司经营职权制度化、法规化，也不再是过去所有权和经营权混合不清，职责不明的局面，股权内在属性与过去相对比，也有具体化的变革。再次，投资入股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财产的利益性。财产利益性表现为财富的增值、扩大化，即股东对财产利益化的最大追求，到财产所有者手中称之为收益权。相反如果说投资入股目的没有企求增值、收益，股东也不会冒险投资。故笔者认为股权最大的本质核心应当是财产利益追求。股权具有财产权的性质并且系其本质属性，这是股民将财产作为投资作资本收益的目的所在。
3、股权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
（1）股权在公司经营中，股东在财产上享受收益权利，承担潜在亏损风险。股东按照约定出资到位后，公司运行存在营利和亏损可能性的不确定，良好的运作给股东带来可观红利、股息收益，反之股权将体现的是财产利益逐渐减少，甚至于全部亏损。这就是股权财产上的风险性收益、亏损权能。
（2）股权份额在公司中决定股东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06条规定：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可见股东地位以股东所拥有公司股权的份额作为唯一确定标准，股权所拥有份额能直接左右公司的经营决策，最终决定公司盈利还是亏损，导致股东财产权益是增还是亏损。股份多少决定了股东在公司地位，在公司中享有权力大小，这不仅是股权权限表现，也是股权权利的组成部份。
（3）股权在公司中表现为股东享有表决权、选择权、公司经营决策权。股权在公司中不仅表现为财产上权能，而且还能体现在公司经营决策、人事任免等项权限。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职权。由于股东按股权份额依法享有表决权，因此，公司章程通过、法定代表人、董事等权威人事任免直接受到股权权利的影响。从形式上亦体现了股权是一种综合性权利。
4、股权是一种可以支配的权利、请求的权利的集合。股东股权权能组成主要包含投资收益、公司决策、表决、知情、质询以及投资转让权等等。其中股东所拥有的公司决策权、表决权、经营建议权、股份转让权、优先购买权等权利具有支配性，而股东所拥有投资收益权、知情权、剩余财产分配权、优先购买权和诉权具有请求性，即股东可以请求公司为特定的行为的可能性。这些支配性和请求性的权能表现为股东股权权能的组成和权力的作用，一旦股东这些权利受到公司侵害，股东可以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约定诉讼于法院请求依法保护其权利。
5、股权是一种可转让、可认购的权利。股权是一种流通性的的权利，可转让、可认购在全世界各国通行，不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公司法都有股权的转让规定，我国公司法对转让股权亦作了详细规定，可见股权流通性是有其资本性所决定的。股权的资本性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公司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均作了详细规定。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规定，股权允许在股东之间转让，但不违背公司法对投资主体的规定，也可以转给其它投资主体，但一定要按章程约定进行即经过半数股权表决通过。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规定则比较严密，如发起人所持股份在一定时间内不得转让；公司高层领导在任职期间不能转让其所持的股份；股东所持股份超过该上市公司总流通股一定数量向证券交易主管部门申报；股东所持股份可以依法上市交易，任何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可以通过证券交易市场成为股东，从而享有股权，行使相应的权利履行义务等。随着股市的逐步发展，股权的资本流通性将更加发挥有效的本能。
综上，笔者认为，股权是基于我国民法和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依法出资的，以实现一定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具有可支配、可请求和转让、流通的特殊财产权利。股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均系所有权下财产权范畴，完整组成了财产所有权制度。
三、探讨明晰股权概念的意义
1、促进经济发展，加速资本流通，更大限度发挥财产效益。
市场经济是资本流通的经济，市场发育的完备决定于资本的流通量和流通速度，股东所投于公司内的股金实际上是股东个人所有的小资本投放到市场，参与市场运行组成市场大资本的循环，从而来获取资本投入的目的即促进经济发展，使其资本增值收益，在最大限度内发挥财产效益。同时也能使股东明确知悉市场是存在潜在风险的，只有在规范经营前提下，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限度，确保自已的财产收益和增值。
2、清楚股民的权利与义务，规范股市、公司经营发展。
明晰股权概念以后，我们结合当今股市和公司经营的现实情况，对照股权的实质内容即权利的行使、义务的履行，寻找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对于完善股市、公司经营发展，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首先，股民应当积极地参与市场，作为股市、公司一员积极行使自已的权利，督促纠正股市、公司中存在暗箱操作，哄抬、坐庄等不良行为，完善法规，使股市走上法制化市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反过来更好促进经济发展。其次，由于我国股市尚系初步进入发展阶段，很多机制尚需要探索，通过我们对股权概念了解学习，有利于提升股民法律意识，加快股市规范性法规发展和完善，促进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对杜绝前几年无法可依局面具有现实意义。
3、通过对股权理论研究，明确股权和其它财产所有权概念的区别，对股权和所有权制度理论发展以及完善股市法律法规立法具有深远意义。现阶段法律、法规尚不齐备，经济发展形势又迫切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股市，只有对股市、股权作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才能够制定出符合市场发展需求的法律制度。有了好的制度才能够更好指导实践，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通过对股权理论研究，使我们能清楚区分股权与其它财产所有权的不同之处，便于我们行使不同财产所有权的权能，保护自已的经济利益，促进财富的增长，发挥资本效益。最后，我们通过对股权理论的研究，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经过实践来丰富理论，周而复始往复循环，使理论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以此相应促进社会经济的更好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1、《关于股权性质的法律思考》，《山东法学》1998年第6期 作者：程晓峰
2、《产权的法律分析》，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法律出版1999年 作者：王卫国
3、《分割所有权论----也论公司财产权和股权的性质》，《法学前沿》1998年第2期 作者：孔德周
4、《论股东的股权和公司的法人财产权》，《法学评论》1997年第2期作者：冯果 雷兴虎
5：《股权就是股权-----从民事权利划分看股权的性质》2002年10月9日 作者：韩毅
6：《两大法系财产权理论和立法构造的历史考察及比较》，《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辑第1卷 作者：梅夏
上海× × ×经营服务总公司诉上海× × 商业房产公司股权确认纠纷案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
【案情简介】
原告 上海× × ×经营服务总公司，住所在上海市常德路500号。
法定代表人 严振芳，总经理。
被告 上海× × 商业房产公司，住所在上海市华山路303弄5号。
法定代表人 归林祥，副经理。
被告 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在上海市张杨路655号707室。
法定代表人 顾家栋，总经理。
第三人 上海× × 商楼，住所在上海市华山路301号。
法定代表人 顾德明，经理。
上海市饮食服务公司× × 区服务公司(以下简称服务公司，后变更为本案原告)下属正章洗染工场租赁部位为华山路307号全幢公房。1987年12月26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批准，由服务公司与上海市× × 区贸易投资总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后变更权利义务承受者为本案被告× × 公司)在华山路303弄联合建造“× × 综合服务楼”。1988年3月2日，× × 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批准将“× × 综合服务楼”定名为“白玉兰饭店”。随即，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联合组建了“白玉兰饭店筹建处”。1988年7月7日，× × 区房产管理局与白玉兰饭店筹建处签订了《拆房、建房协议书》，该协议书规定：白玉兰饭店筹建处的拆房范围为华山路299号、303弄2号、307号，在华山路303弄处建造白玉兰饭店(该处建成后重新编号地址为华山路301号)，将原华山路303弄移至华山路307号处。1988年8月6日，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签订了“关于动迁上海市× × 区服务公司正章洗染工场补偿费的协议”，规定贸易公司给付服务公司补偿费80万元。1988年8月11日，× × 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根据服务公司、贸易公司的申请，就白玉兰饭店项目，向市政府财贸办公室申请年度贷款。1988年9月30日，上海市城市建筑规划管理局向白玉兰饭店筹建处颁发了建筑工程执照(1989年6月20日申请延期获批准)。1989年6月，建设银行向白玉兰饭店筹建处两次放贷计125万元(一次60万元，一次65万元)。嗣后，× × 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后变更为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为外服公司)洽谈，引进外服公司参与白玉兰饭店投资。因外服公司坚持要求× × 区用一家企业名义与之合资，故区政府决定由贸易公司出面与外服公司签订“白玉兰饭店”合同书。1989年8月 24日贸易公司与外服公司签订联合投资经营白玉兰饭店的合同，该合同规定项目总投资约600万元，贸易公司投资240万元，占40％，外服公司投资360万元，占60％；联营期间的盈利，由双方对半分成，即各得50％，亏损亦由双方各半承担；贸易公司负责工程筹建，外服公司负责做好营业前的准备工作；联营期限为15年。同日，双方还签署了白玉兰饭店章程，该章程规定：董事会由6人组成，双方各派3人，董事长由贸易公司委派，副董事长由外服公司委派；设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各一人，总经理由外服公司委派，副总经理由贸易公司委派。因服务公司对区政府的行政决定有异议，故× × 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于1990年4月召集服务公司、贸易公司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规定：白玉兰饭店合同中属于贸易公司一方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由服务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享有和承担；在贸易公司应向白玉兰饭店投资的240万元中，已投入的贷款125万元，由服务公司、贸易公司共同偿还，并支付利息，各承担50％；其余115万元，除去动迁补偿费60万元之外，尚缺 55万元，由服务公司投资20％，即11万元，贸易公司投资的80％，即44万元；贸易公司拥有白玉兰饭店50％的房产权，利润由服务公司、贸易公司各得一半，亏损亦由双方各半负担；贸易公司从白玉兰饭店分得的利润应先用于归还贷款，还清贷款本金和利息后的利润由双方各半分配。1990年10月20日，贸易公司、外服公司联合发出《“白玉兰饭店”首届董事会人员组成决定》，该决定抄送服务公司，服务公司委派的毛申媚为董事会人员之一。1990年12月25日，贸易公司与外服公司共同向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联营企业(即前述白玉兰饭店)登记注册，并定名为上海× × 商楼。经中信实业银行上海分行验资，注册资金640万元，外服公司实际投资384万元(其中货币资金24万元，房屋设备360万元)，贸易公司实际投资256万元(其中货币资金16万元，房屋设备240万元)。上海× × 商楼营业后，自1992年起获得利润，直至1997年度，贸易公司与外服公司按× × 商楼章程规定的比例领取了各自的收益，贸易公司亦按与服务公司的协议，与服务公司共享了× × 商楼的收益。1998年9月，上海× × 商楼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 公司，分别要求其返还钱款、返还房屋参建款。原告担心其在× × 商楼的权益受损，于1998年9月1日起先后向外服公司、× × 公司发函，要求尽早解决其在× × 商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并请求× × 区经济贸易委员会出面协调解决上述历史遗留问题。1999年3月25日，× × 商楼董事会以“受× × 公司债务影响”、“× × 商楼各项实施陈旧需要改造”为由，决定1998年度利润暂不分配。为此，原告于1999年6月25日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其在× × 商楼的股权。
原、被告主体变更情况如下：①1992年12月30日，× × 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决定，撤销行政性的服务公司，建立本案原告× × ×公司(由原服务公司下属百乐服务公司变更而来)，原服务公司下属企业归属× × ×公司，并将上海× × 商楼列为原告× × ×公司的对外联营体。②1992年6月2日，经× × 区人民政府批准，在贸易公司从事商业网点和住宅开发业务基础上建立被告× × 公司，1993年3月5日，× × 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贸易公司、× × 公司共同致函外服公司，告知贸易公司在× × 商楼的权利义务一并划转给× × 公司。③1996年12月20日，经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改制为被告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上述三企业变更后，均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诉讼请求及答辩】
原告× × ×经营服务总公司请求法院确认被告× × 公司持有的上海× × 商楼中40％股权的一半属原告所有，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 × 公司辩称：原告诉称属实，因本公司自始至终维护原告在上海× × 商楼的权益，亦对原告之诉请无异议，故不应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外服公司辩称：上海× × 商楼系本公司与被告× × 公司共同投资的联营企业，无论上海× × 商楼的公司章程，还是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册中均无原告之名。至于原告诉称的事实，只反映了原告与被告× × 公司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对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不能据此取得上海× × 商楼股东的地位。现行法律法规明文规定以工商登记为准，且原告在1998年前从未主张过其在上海× × 商楼的法律地位，现已超过诉讼时效，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之诉。
第三人上海× × 商楼诉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若被告× × 公司欲将其在本公司股权的一半转让给原告，则原告应承担被告× × 公司对本公司债务的一半。
原告× × ×公司与被告外服公司、第三人× × 商楼争议的事实是：原告是否属× × 商楼的投资人(股东)、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
1．原告主张其是× × 商楼的投资人(股东)之一，并履行了出资义务，为此向法庭出示了以下证据：
(1)1990年4月× × 区政府财贸办公室鉴证的由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明文规定贸易公司在× × 商楼的权利和义务，由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各半享有和承担，× × 商楼1997年度工商年检报告“出资情况”一栏记载有“外服公司实缴出资额456万元”、“× × 公司实缴出资额152万元”、“× × ×公司实缴出资额152万元”。原告以上述证据证明× × 公司在× × 商楼的股权中一半属其所有。
(2)1989年6月7日建设银行《核定贷款指标通知》“核定指标”为60万元，“主管单位”为服务公司；1989年12月12日建设银行《核定贷款指标通知》，“核定指标”为65万元，“主管单位”虽为× × 区财办，实际使用是原告的贷款额度，被告× × 公司亦予承认，原告与被告× × 公司经核对会计帐目后，于2000年1月6日共同签署了《关于对× × 商楼投资及投资收益》的情况说明：(一)原告投资总额为 152万元，由华山路303号地块动迁补偿费30万元、1988年11月23日付给白玉兰饭店1万元、1988年11月23日付给白玉兰饭店19万元及由原告用× × 商楼1992年至1995年利润还前述贷款105万元组成；(二)原告共计收到被告× × 公司付给的× × 商楼利润512639．03元。原告以上述证据证明其已向× × 商楼履行了出资义务，并取得投资收益。
(3)1990年10月20日贸易公司与外服公司联合发出《“白玉兰饭店”首届董事会人员组成决定》，该董事会中的毛申媚系服务公司委派人员，且该文还抄送了服务公司(即现原告)。1999年8月30日× × 区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情况说明》亦称外服公司对服务公司参与投资建造× × 商楼的事实及全过程，事先是知情的。原告以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外服公司和第三人上海× × 商楼对原告作为× × 商楼的股东之一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是明知的。
2．被告× × 公司同意原告主张的上述事实，对原告出具的上述证据均予认可。
3．被告外服公司否定原告主张的事实，并对原告的证据作如下质证和抗辩：
(1)1990年4月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仅规定了贸易公司与服务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对被告外服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上海× × 商楼1997年度工商年检报告系被告× × 公司派遣人员所作，且该报告“出资情况”一栏记载的数额均是错误。为此，被告外服公司出具了× × 商楼的验资报告及1994年度、1995年度、1996年度、1998年度工商验资报告，这些报告对出资情况均记载为“外服公司384万元”、“× × (贸易)公司256万元”，无原告出资的记载。
(2)建设银行2份《核定贷款指标通知》中，“贷款单位”均记载为白玉兰饭店，即第三人× × 商楼，且还贷用的是× × 商楼的利润，故原告不能用此证据证明该两笔贷款系其投资。
(3)原告下属工作人员毛申媚系贸易公司推荐进入× × 商楼董事会的，应视作是贸易公司的派遣人员。《“白玉兰饭店”首届董事会人员组成决定》抄送服务公司，是考虑到服务公司曾与贸易公司联合投资建造白玉兰饭店，并作了前期工作的因素，且依据贸易公司的请求而为。
4．第三人对原告实施了向上海× × 商楼投资的事实予以否认，但未出具否定的证据。
【法院审理及判决】
法院认为，综合原告出具的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核定贷款指标通知》、原告与被告× × 公司共同出具的《关于对× × 商楼投资及收益的情况说明》、《“白玉兰饭店”首届董事会人员组成决定》中有原告工作人员和该文抄送服务公司以及× × 区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对× × 商楼具有隐名投资，被告× × 公司名下的股权一半属原告所有，且被告外服公司也是明知的。被告外服公司对董事会组成人员中有原告工作人员以及董事会组成决定书抄送原告的辩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原告依据《核定贷款指标通知》上“主管单位”一栏记载为服务公司、× × 商楼1997年度工商年检报告以及用获取的× × 商楼利润还贷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合计投资为155万元，这一点被告外服公司的抗辩是充足的，即贷款主管单位不是贷款单位，1997年度工商年检报告与其他年度工商年检报告及验资报告均不相符，而原告关于其用105万元还款之说，与服务公司、贸易公司1990年4月的《协议书》约定相悖。被告外服公司提供的年检报告和验资报告前后一致，即外服公司投资为384万元，被告× × 公司投资256万元。综上所述，应当确认原告隐含于被告× × 公司名下的投资额为128万元。
原告作为上海× × 商楼的原投资者之一，在其以投资人名义实施筹建工作过程中，依据政府行政的决定，变更为隐含于被告× × 公司名下的实际投资人，该行为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实施前，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 × 公司、被告外服公司对原告隐名投资均是明知的，三方在此基础上，分别自愿签订了两份目标一致的合资协议，且各方均依约履行了投资义务和享受利润分配的权利，因此，不能简单地以隐性投资未经工商登记而否定原告的投资人资格，否则就违背了事实；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认为隐名投资为无效行为，否则就违背了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被告外服公司明知原告对× × 商楼投资而予以接受，明知其向× × 商楼派遣董事、享受利润而不予阻止，应视为默认，现被告外服公司以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的协议对其无约束力为由抗辩原告的投资人地位，本院不予采信。1998年9月第二人即× × 商楼与被告× × 公司发生诉讼前，被告外服公司、第三人× × 商楼对原告的实际投资人地位并无争议，不存在侵犯原告在第三人权益的行为或状态，而第三人× × 商楼与被告× × 公司的诉讼进入执行阶段后，出现了原告在第三人处权益受损的可能性，因此被告外服公司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原告主张权利，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起算的规定。综上所述，原告要求确认被告× × 公司名下的股权一半属其所有之说，应予支持。但具体数额，应以本院查明的事实为准。
【律师点评】
本案涉及到的是隐名股东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着隐名股东的现象，尤其是近年来因隐名股东引起的纠纷频繁发生。所谓公司中的隐名投资是指一方（隐名投资人）实际认购出资，但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投资人却为他人（显名投资人）的法律现象。
在公司法律实践中，对于公司中的隐名投资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法律关系：（1）隐名投资人、显名投资人与公司的法律关系。如果显名投资人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是虚构的，对于以显名投资人名义认购公司资本的情况，由于显名投资人不存在，因此在与公司的法律关系上，可以直接认定隐名投资人是股东。但是，如果显名投资人实际存在，此时如何处理上述关系，司法实践中对此存在两种看法：实质说和形式说，前者主张将实际投资人视为股东，而不论投资人以谁的名义认购公司资本；后者主张将名义上的投资人视为股东，而不论实际投资人是谁。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太过绝对，股东资格的确定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从稳定公司法律关系和保护善意股东的需要出发，如果隐名投资人未直接以股东的名义行使权利的，则以显名投资人为股东；如果隐名投资人已经直接以股东的名义行使权利的，则应认定为隐名投资人为股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隐名的目的是规避法律，以隐名投资人为股东将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在此情况下，如果作为其原因的瑕疵能够弥补，应继续承认其股东资格有效；如果作为其原因的瑕疵无法弥补，则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应为无效。（2）隐名投资人、显名投资人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在隐名投资中，保护真正的权利人和保护善意的第三人是相互冲突与矛盾的。构建这一法律关系时如何平衡这一矛盾体是颇费思量的事情。不过在保护交易安全已成为现代民商法的整体发展趋势的情形下，我国公司法修改之时，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以保护善意第三人为价值取向。新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