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中央常委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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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常委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纪要
共青团中央常委会
共青团中央常委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纪要
(1979年10月6日)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共青团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联系青年工作实际，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书记处书记、常委，列席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团委负责人和团中央各部门、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共六十一位同志。韩英同志主持会议并讲了话，胡启立同志代表书记处提出了关于开展真理标准学习讨论的报告，高占祥、刘维明同志分别就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79〕58号文件、加强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问题和发展青年旅游事业问题发了言。
会议一致认为，从上次常委会以来的四个月里，会团上下抓住三项主要工作，思想集中，目标明确，工作是有进步有成绩的。会议要求各级团委继续执行《共青团一九七九年工作要点》和五月常委会议纪要，坚定不移地抓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新长征突击手活动和团的基层建设，争取有更多的进展、更大的突破。
现将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纪要如下：
(一)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从去年五月开始到现在，已经一年四个月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意义”，并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场讨论，击中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的要害，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使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得以恢复，使四个现代化的事业得以推进，的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伟大决策，在解放思想、落实政策、调整经济等方面，都跨出了很大很坚决的步子。在大的革命转变关头，出现某些“左”或右的摇摆，对党的方针政策有这样那样的不理解，历来有之，不足为怪；同时也说明林彪、“四人帮”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流毒不能低估，说明真理标准的讨论还有待深入。经过学习，与会同志认识到，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建设。思想路线非常重要，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坚定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这个问题不解决，四化的基础就不牢固。说拥护党的政治路线也是靠不住的。因此，一定要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搞好，马思想路线搞端正。
会议确定，普遍深入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首先要在团的领导机关和专职干部中学习好、讨论好，逐步地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把团的干部武装起来。同志们回顾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团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在《共青团一九七九年工作要点》中，曾经提出了在团干部、团员、青年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教育的任务。但这段时间，一方面，因为团中央刚刚全面恢复工作，会议、活动较多，很少时间坐下来“务虚”、想问题；另一方面，社会上、党内出现怀疑四项基本原则、怀疑三中全会方针这样两股思潮，有一些干扰。总的看来，我们团的领导机关还没有把思想路线作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来抓。我们对青年的思想动向调查研究不够，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批判不深，因此在一些思想理论的是非问题和实际工作包括青年工作的是非问题上，大家的认识并不完全清楚。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思想路线上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造成了长期以来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状况。我们一些同志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抵触情绪，恰恰是发生在物质是第一性还是精神是第一性这个老问题上，足见恢复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迫切性。
会议认为，从团干部队伍的现状看，真理标准的学习讨论更有特殊的意义。团的干部比较年轻，大多数都是基层选拔上来的优秀骨干，有朝气，肯学习，勤思考，本质、主流是好的。但毕竟，他们在成长时期碰上了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党风、学风遭到破坏，“现代迷信”盛行。不少同志长期耳濡目染的是林彪、“四人帮”及其“理论权威”贩卖的“假药”，反倒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常识和本来面目感到陌生。这就给许多同志提出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重新学习、启蒙和补课的任务。就是老一点的同志，面对新时期的新矛盾新情况，同样有个解放思想的问题。要肯定过去的好传统，同时也要看到，文化革命前，我们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领袖和群众关系的看法、提法上，在一些政策问题上，就已经有了一些不实事求是、不科学、甚至是“左”的东西。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也一样在不同程度上中了毒。这方面，老同志新同志都不要有盲目性，都要从僵化半僵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把思想路线搞端正。
(二)
进行真理标准的讨论，不是要发动一场什么政治运动，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四化，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是为了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通过学习进一步解放思想，使更多的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尊重客观规律，研究客观规律，努力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要把真理标准讨论好，最主要的是要密切联系团干部的思想，联系当前团的工作，有破有立地解决现实问题。不是要领导做“表态文章”，也不是要搞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探讨。当然把基本的理论观点搞清楚是必要的，但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着力于调查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达到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的目的。从当前团的工作实际出发，这次讨论要在团的干部中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弄清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弄清坚持还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是真高举和假高举的根本区别。
有人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砍旗”，这是最吓人的帽子。这样讲的人，极少数是坚持林彪、“四人帮”的思想体系，但多数同志是认识问题，或者是因缺乏马列常识而人云亦云。“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是毛主席早在四十多年前讲的，是一个经典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命题。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斯大林在《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一文中，讲到俄国革命中“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一派是“堂皇地标榜马克思主义”，“不善于或不愿意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而“以摘引马克思的词句为基础”，“从类比和历史比拟中求得指示和指令”，这就是孟什维主义。另一派则是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他们“把问题的重心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转到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不是凭借引证和格言，而是凭借实践经验”，来“规定适合环境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因而使“马克思学说完全保持着它的活的革命力量”。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待马列主义也曾经有过两种相反的态度：一种是本本主义，照抄照搬，不问中国实际，用只言片语唬人、骗人，这是王明的态度；一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这是毛主席的态度。这两种态度，究竟哪一种态度是马克思主义的，是真正高举的呢?历史已经做了无可辩驳的回答。毛主席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形成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才赢得了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毛泽东思想既然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如果反对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那就是抽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直接违背毛泽东思想。如果想用毛主席的旗帜来掩盖林彪、“四人帮”的东西，那只能是玷污毛主席的旗帜。只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善于把基本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完整、准确地掌握它的科学体系和立场、观点、方法，而又不囿于某些只言片语或个别结论，勇于根据新的实践加以完善和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高举。
第二，要抓住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认真肃清流毒。
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必须深入批判极左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批判极左路线同坚持四项原则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要看到，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就是破坏、践踏四项原则，而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拨乱反正措施都是为了坚持、维护四项原则。我们越是彻底地批判极左路线，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就越能正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也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我们才有批判极左思潮的锐利武器。如果不清除林彪那个“念念不忘”之类的流毒，那就不能正确理解四项原则，“坚持”也会走样。
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必须联系实际，消除他们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流毒。华国锋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完全符合我国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状况，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理解、贯彻执行。要看到，在团的工作中，阶级斗争问题上极左的流毒是相当深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反动血统论，十多年来，这个东西成了发展团员、使用干部的一条不成文法，成了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组织生活中和人与人关系中一根无形的绳索。现在虽然中央发了文件，而我们一些同志在落实党对不同出身青年的阶级政策方面，总是犹豫观望，余悸难消。因此，对今天的阶级状况和青年中的“阶级烙印”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是各级团干部都应该加以调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对“人道主义”、“人性论”、“人情味”的批判，也需要分析。把人性和阶级性绝对对立起来，把“斗争的哲学”无限推延到一切领域，这种做法在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在对青年特别是后进青年进行教育的工作中，带来了极坏的后果。似乎无产阶级就是“冷冰冰”加“硬梆梆”，谁要是对青年讲尊重、关心、感化，那就是“人性论”。结果不知道因此做了多少不近情理的事情，脱离了多少青年!应该承认，我们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课题本事不大，甚至可以说，往往是习惯于“激化”矛盾，而不善于“转化”矛盾。错误当然应该批评。积极的思想斗争不能取消，但是，“我们不赞成用棍子把人们赶上天堂”(列宁语)，而一定要用说服、讨论、商量加等待的办法，去妥善地解决青年中的各种思想、作风问题。
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当然不是说出现了右的思潮、倾向也可以不加理会。反对错误倾向，贵在实事求是。我们要坚决肃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流毒和影响，但也要如实看到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我们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全面专政”论和封建法西斯主义，纠正冤、假、错案，发扬民主，健全法制，一定要坚定不移，但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并批判派性、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把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个人心情舒畅与集中统一意志正确地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维护安定团结，维护法律和秩序。
第三，要探索、研究新时期的青年和青年运动，进一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把团的工作活跃起来。
对过去和当前团的工作，都要用实践标准加以检验，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林彪、“四人帮”强加的“全民团”、“生产团”、“娱乐团”的帽子，虽然去年中央“五四”通知已予推倒，但在实际工作中不时还有“黑三团”的阴影，使得一些同志思想受束缚，手脚放不开。对把学四化干四化提为新时期青年的“主课”，有的同志就有犹豫，而更多的是不习惯、不熟悉。在经济与政治、生产活动与思想教育问题上，如何克服“两张皮”，把它们结合好，还有待我们在反复实践和不断总结中找出一条路子来。关心青年的劳动就业、业余学习、文娱生活，包括正当的社交活动、婚姻恋爱，这方面的“禁区”已有所突破，但总的说，我们还做得很不够，有时还有反复。会议根据最近党中央关于工会、青年团、妇联等团体要成为广大群众的重要代表者，要有职有权有责而不要成为装饰品的指示精神，强调要开展独立活动，发挥首创精神，努力做到群众组织群众化。共青团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工作，动员和组织青年在四化建设中充分发挥突击队作用，同时，一定要坚决维护和代表青年群众正当的政治经济权益，关心他们的痛痒，反映他们的呼声和要求，积极设法解决青年的切身问题。要正确处理服从党的领导与密切联系青年群众的关系，把“党的助手”与“青年的核心”这两者结合起来，使共青团在党、群之间起好桥梁作用和纽带作用。这是一个涉及团的性质、任务和团的存在价值的问题，全团同志都要解放思想，加以探索。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做?这个问题也很突出，这方面惰力也更大。要突破，要改变，更需要胆识和毅力。政治运动连续搞了十几年，思想工作也难免伴随着粗、大、空等毛病，比较习惯的是找“对立面”，搞“斗则进”那一套，要看到，教育青少年是一门很细的学问，是一门“艺术”。当然，必要的集中教育，如果指导思想对头、方法得当，是有作用的，不能否定。但是，大量的应该是做精雕细刻、点点滴滴、潜移默化的工作，是用陶冶的方法、说理的方法、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去做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符合青年成长的规律。要循序渐进，不能动辄要求“立竿见影”，要和风细雨，不要搞“雷厉风行”。对青年不能只讲政治概念，要更多地讲思想和品德的修养。当前，有两件事值得重视：一件事是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要认真加强对后进青年的工作，研究一下转化人的学问。有个口号叫做：“大家都来做打开‘锈锁’的能工巧匠”。我们有二百万个团支部、十几万专职团干部、众多的辅导员，如果每一个干部、每一个支部转化一个后进青少年，将会给社会减少多少麻烦，而给四化增添多少有生力量啊!这件事要大大提倡一下，务必要有所突破，有点长进。另一件事是要正确对待青年中属人民内部性质的不同意见，包括某些不正确的意见。思想工作当然要旗帜鲜明，但要求那么“纯而又纯”是不切实际的，强行搞“舆论一律”也是做不到的。在人民内部，绝不可一听反对意见或不同意见，就用简单粗暴的方法，甚至轻易用专政的方法去对付。实行民主，就要准备听不同的声音。对的接受，不对的说服、错误的抵制。总之要有民主的精神，分析的态度，用积极引导、以理服人的方法解决问题。
(三)
为了组织好真理标准的讨论，会议要求各级团委：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从团中央书记处起，包括各单位、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团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要亲自抓，带头学。学习、讨论的安排要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在党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进行。关键是领导班子要讨论好，武装好，努力站到思想解放的前列。各级团校和团干部训练班都要把弄清真理标准、端正思想路线列为重要教学内容。青年报刊要改进理论宣传，结合实际事例，向青年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
二、虚实结合，开动机器。要下功夫有目的地读一点马列原著，掌握立场、观点、方法。强调实践标准，不是否认理论的指导作用，不能有这个误会。不读书的状况要坚决地改过来。在读的基础上要开动机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提出问题来讨论。要养成思考的习惯，提倡探索精神。面对现实，不回避矛盾，以革新者兼实干家的态度，去调查、研究现代化建设和共青团工作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要敞开思想，充分议论，做到实事求是。思想敞开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讨论深度的一个标志。
三、贯彻民主精神，实行“三不主义”。思想能否敞开，讨论能否深入，关键在兑现“三不主义”。在组织内，在会议上，为理解马列道理和党的方针政策，允许提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允许争论，允许保留，允许批评和反批评。提倡坚持真理，服从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向组织讲真话，讲心里话，应该受到保护。对为探求正确认识而在学习中发表各种意见包括错误意见的同志，要坚持和风细雨，耐心说服。要坚持，既是真理就一定能说服人，一定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和拥护。
郑州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和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程序规定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
郑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106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和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程序规定》业经2002年7月26日市人民政府第1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陈义初
2002年8月12日
郑州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和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程序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证规章和地方性法规草案质量，使制定规章和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规章是指市人民政府为领导和管理本市的各项行政工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本规定所称地方性法规草案是指市人民政府为领导和管理本市的各项行政工作，在不同法律、行政法规、本省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拟定的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草案。
第三条规章的名称为规定、办法、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
（一）对某一方面行政工作做全面、系统的规定，称“规定”；
（二）对某一项行政工作做比较具体的规定，称“办法”；
（三）为实施法律、法规或者某项制度而做出的具体规定，称“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
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名称除法律、本省地方性法规的实施细则外，均称“条例”。
第四条下列事项可以制定规章：
（一）法律、法规在本市施行时需要市人民政府加以具体规定的；
（二）为组织实施本市地方性法规需要市人民政府制定实施细则的；
（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各种措施，制定地方性法规尚不成熟，需要以规章形式组织实施的；（四）属于本市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五）调整行政机关自身活动需要制定规章的。
第五条下列事项可以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
（一）为保证法律、法规在本市贯彻实施，需要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加以补充或作出具体规定的；
（二）根据本市实际情况，需要规定新的实体权利或义务的；
（三）深化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加以规范的；
（四）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加以保障的；
（五）涉及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
（六）需要司法机关保障实施的。
第六条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是人民政府法制工作综合协调机构，在制定规章和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方面履行下列职责：
（一）编制制定规章和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有关部门、单位起草或主持起草调整范围较广、涉及部门较多的规章草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
（三）负责统一审查、协调、论证、修改规章草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
（四）负责规章的备案工作；
（五）负责地方性法规草案的报送和配合审议工作；
（六）负责规章解释和地方性法规授权市人民政府解释的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
（七）负责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汇编工作；
（八）负责规章的清理工作，参与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
（九）指导有关部门或单位规章草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
（十）负责制定规章、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其他工作。
第二章立法原则
第七条制定规章和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应当遵循立法法确定的立法原则，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上位法的规定。
第八条制定规章和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应当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在规定其应当履行义务的同时，应当规定其相应的权利和保障权利实现的途径。
制定规章和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应当体现行政机关的职权与责任相统一的原则，在赋予行政机关职权的同时，应当规定其行使职权的条件、程序和应承担的责任。
第九条制定规章和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应当体现改革精神，科学规范行政行为，促进政府职能向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
制定规章和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应当符合精减、统一、效能的原则，相同或相近的职能应当规定由一个行政机关承担，减化行政管理手续。
第十条制定规章和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应当从本市实际出发，坚持为本市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本市中心工作服务。
第十一条制定规章和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第三章制定规章和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计划
第十二条制定规章和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应当编制年度计划。
第十三条市人民政府各部门、派出机关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需报请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和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应在每年的10月底前将下一年度的建议项目报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申请立项。
报送制定规章和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立项申请，应当对制定的必要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拟确立的主要制度等作出说明。
第十四条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对申报的立法项目进行综合协调后，编制年度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对未申报的项目，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可根据本市实际工作需要，列入年度计划。
第十五条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列入计划：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已有明确规定的；
（二）拟确立的主要制度与法律、法规相抵触或者不符合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的；
（三）制定规章或地方性法规条件尚不成熟的；
（四）其他不需要通过制定规章或地方性法规解决的事项。
第十六条制定规章和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年度计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组织、指导、督促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派出机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实施。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派出机关、县（市）、区人民政府未按年度计划要求完成起草任务的，应向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写出书面报告，说明理由。
第十七条未列入年度计划的项目，有关部门认为需要制定的，必须向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提出书面报告，经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论证后，报市人民政府审定。
第四章起草
第十八条列入年度计划的规章或地方性法规项目，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派出机关和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起草。
规章或地方性法规草案内容与两个以上部门的业务有密切联系的，由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起草小组起草；必要时由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组织有关部门起草或委托有关单位起草。
第十九条规章草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应对制定目的和依据、调整对象、适用范围、主管部门、具体规范及施行日期等作出明确规定。
第二十条规章草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内容应用条文表达，每条可分款、项、目，款不冠数字，项和目冠以数字，条文较多的可以分章，章还可分节。
第二十一条规章草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应符合立法技术的要求，备而不繁、逻辑严密、条理清楚、结构严谨、用语准确、文字简洁，具有可操作性。
第二十二条对于内容涉及其他部门或单位的规章草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起草部门或单位应当充分征求其他部门或单位意见，力求协商一致；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起草部门或单位应当在上报规章草案送审稿或地方性法规草案送审稿时，说明情况和理由。
第二十三条起草的规章草案或地方性法规草案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也可以举行论证会、听证会听取意见。
第二十四条规章草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起草工作完成后，形成送审稿，由起草部门或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报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审查。
几个起草单位共同起草的，应当由该几个起草部门或单位主要负责人共同签署。
第二十五条规章草案送审稿和地方性法规草案送审稿定稿后，起草部门或单位应当撰写起草说明。起草说明的内容包括：立法宗旨、指导思想、依据、起草经过、协调情况、对主要条款解释及有关方面的不同意见、论证会或听证会上所提主要意见的处理情况及理由。
第二十六条起草部门或单位报送规章草案送审稿和地方性法规草案送审稿时，应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规章草案送审稿和地方性法规草案送审稿一式20份；
（二）起草说明一式10份；
（三）依据和参考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文件、资料；
（四）汇总的意见、调研报告及其他相关资料等材料。
第五章审查与协调
第二十七条规章草案送审稿和地方性法规草案送审稿由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负责统一审查、协调、修改。
第二十八条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对送审的规章草案送审稿和地方性法规草案送审稿应就下列事项进行审查：
（一）是否符合本规定第二章的规定；（二）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三）是否符合本市实际情况；（四）具体规范是否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五）内容所涉及的部门和单位是否有不同意见，是否协调一致；
（六）结构、条文、语言表达是否符合立法技术要求。
第二十九条规章草案送审稿和地方性法规草案送审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可以缓办或者退回起草部门或单位：
（一）制定规章或地方性法规的基本条件尚不成熟的；
（二）有关部门或单位对送审稿所确立的主要措施存在较大争议，起草单位未与有关部门或单位进行协商的；
（三）不符合立法技术的基本要求，需作较大修改的；
（四）上报的送审稿不符合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的。
第三十条对规章草案送审稿和地方性法规草案送审稿比较成熟的，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在修改后，发送有关部门、县（市）、区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征求意见。
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就规章送审稿或地方性法规草案送审稿涉及的主要问题，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第三十一条规章草案送审稿或者地方性法规草案送审稿涉及重大问题的，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召开有关部门或单位、有关专家参加的论证会，听取意见，研究论证。
规章送审稿或地方性法规草案送审稿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可以通过报刊、信息网络等形式向社会公布，也可以举行听证会，广泛听取意见。
第三十二条被征求意见的单位在收到规章草案或地方性法规草案后，应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报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超过规定期限未报送的，视为无意见。
第三十三条有关部门和单位对规章草案或地方性法规草案涉及的主要措施、管理体制、权限分工等问题有不同意见的，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进行协调，力求达成一致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将主要问题、有关部门的意见和法制机构的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决定。
第三十四条规章草案或地方性法规草案经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协调、修改后，由主要负责人签署，提请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第六章决定与公布
第三十五条规章草案或地方性法规草案由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决定。
涉及本市重大问题的规章草案或地方性法规草案也可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后，提请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审议决定。
第三十六条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规章草案或地方性法规草案时，由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作说明，有关部门负责人可列席会议；会议列席者经会议主持者同意，可以发表意见。
第三十七条地方性法规草案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后，由市人民政府作为议案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三十八条规章草案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后，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根据审议意见进行修改，由市长签署，以市人民政府令的形式公布。
第三十九条规章签署公布后，《郑州日报》应当自公布之日起7日内全文刊登；《郑州市人民政府公报》应当及时全文刊登。
《郑州市人民政府公报》刊登的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四十条规章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但是，涉及国家安全以及公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规章施行的，可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七章备案、解释与清理
第四十一条规章公布后，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按规定向国务院、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四十二条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由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定期汇编。
有关部门和单位需要汇编本市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时，须经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同意并审定。
第四十三条规章和地方性法规自施行之日起6个月内，负责组织实施的部门应当向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书面报告实施情况；之后，每年报告一次，特殊情况应随时报告。
第四十四条市人民政府规章解释权属市人民政府。
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人民政府解释：（一）规章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规章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规章依据的。
规章的解释同规章具有同等效力。
第四十五条市人民政府各部门、派出机关和县（市）、区人民政府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可以向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提出规章解释的要求。
规章解释由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参照规章草案送审稿审查程序提出意见，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四十六条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定期组织对地方性法规、规章进行清理。
第四十七条规章或地方性法规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废止、修改或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废止、修改：
（一）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已修改或废止的；（二）因工作需要应增减或修改其内容的；（三）同现行法律、法规、政策相抵触的；（四）调整对象消失或情况发生变化的；（五）被新的规章或地方性法规所取代的。
第四十八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认为市人民政府规章同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可以向市人民政府书面提出审查建议，由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研究处理。
第四十九条修改、废止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权限和程序，按照制定、公布的程序执行。
第八章附则
第五十条本规定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1994年12月4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郑州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和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程序规定》（市人民政府令第47号）同时废止。
内容提要: 对不当得利的判断和认定属于民事审判的范围，其判断和认定标准也应当是民事法律规范，即从实体上，有否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从证据证明标准上，为高度盖然性而不必要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先刑后民仅是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而非基本原则，只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才适用先刑后民。
■案号 一审：（2011）翔民初字第 2021 号
【案情】
原告：陈某鸿。
被告：李某晶。
被告李某晶原系长春市绿园区居民，其身份证于2009年9月5日在厦门市翔安区务工时遗失，2009年9月8日李某晶在厦门市翔安区马巷派出所登记报失，并重新补办了第二代身份证。2011年3月28日，原告陈某鸿欲向许昌华丰纺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棉纱货款时，收到一份传真，内容为：“那款请汇到中国农业银行或中国工 商 银 行，农 业 银 行：622848205167XXXX615李某晶；工商银行：622202170800XXXX790李 某晶”。陈某鸿依照传真提示，将105万元货款汇入被告户名为李某晶、开户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许昌分行、账号为622202170800XXXX790的账户内。当陈某鸿发现被骗后，便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李某晶在公安机关的笔录陈述，其从未到过河南省，也不曾委托他人持自己的身份证到河南的银行开户。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李某晶答辩称，户名为李 某 晶 的 中 国 工 商 银 行622202170800XXXX790账户是他人盗用其原住址为“长春市绿园区西安大路5333号”的身份证开立的。李某晶与陈锦鸿没有业务往来，也无债权债务关系。陈锦鸿报案后，户名为李某晶的中国工商银行 许 昌 分 行622202170800XXXX790账户内的105万元存款已由晋江市公安局通知冻结。陈某鸿遂诉至翔安区法院，请求翔安区法院判令李某晶返还不当得利105万元。
原告陈某鸿诉称，2011年3月28日，原告因需向许昌华丰纺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棉纱货款，而将货款105万元误汇入被告之工商银行账户。原告认为，被告无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应当返还给原告。故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立即返还原告不当得利105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李某晶辩称，1.被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李某晶本人的身份证于2009年9月5日被他人 盗走，其于2009年9月8日已经到马巷派出所进行了丢失登记并申领了新身份证。本案中，涉案的银行账户“户名：李某晶，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许昌业务处理中心，卡号：622202170800XXXX790”的 账户是他人盗用李某晶的身份证于2010年开立的，李某晶与该账户无任何法律关系。2.被告从未与原告进行棉纱交易，也未收取原告分文货款，根本不存在不当得利。3.本案诉争的105万元，晋江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罪冻结，本案涉及刑事案件，在刑事案件没有结果前，民事案件无法处理。被告希望晋江市公安局早日破案，抓获诈骗犯罪嫌疑人，以还被告清白。
【审判】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起不当得利纠纷系因第三人冒用被告李某晶遗失的身份证在中国工商银行许昌分行 开 立 户 名 为 李 某 晶、账 号 为622202170800XXXX790的账户实施诈骗，原告陈某鸿在向许昌华丰纺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棉纱货款时误将货款105万元汇入该账户所引发。第三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与本案不当得利纠纷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起诉以及法院刑事审理并不影响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审理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不当得利纠纷。对不当得利的判断和认定属于民事审判的范围，其判断和认定标准也应当是民事法律规范。即：1.当事人取得利益是否有合法根据；2.当事人取得该利益是否造成相对方损失。根据公安机关对双方当事人的调查询问及原被告双方举示的证据，可以确认系他人冒用李某晶遗失的身份证在中国工商银行许昌分行开立户名为李某晶、账号为622202170800XXXX790的 账户实施诈骗。李某晶的答辩意见也承认其与陈某鸿不存在商业交易或债权债务关系。故李某晶名义上取得的该笔105万元款项缺乏合法的根据，并由此给陈某鸿造成了105万元经济损失，该部分款项依法应当认定为构成不当得利。先刑后民并非法定原则，任何一部法律并未对这一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只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才适用先刑后民。故先刑后民仅是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而非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
据此，对于被告李某晶提出的相关刑事案件没有结果时本案应中止审理的诉讼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现在户名为李某晶、账号为622202170800XXXX790的中国工商 银 行 许 昌 分 行 账 户 上 的 该 笔105万元款项已由公安机关冻结，应当返还给受害人陈某鸿。本案纠纷系因陈某鸿将货款错误地汇入以李某晶为户名的中国工商银行许昌分行622202170800XXXX790账户所致，该账户系他人以不法目的冒用李某晶遗失的身份证开立，李某晶在本案纠纷中没有过错。故陈某鸿关于要李某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二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
一、被告李某晶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给原告陈某鸿105万元，款项由户名为 李 某 晶、账 号 为622202170800XXXX790的中国工商银行许昌分行账户直接支付；
二、驳回原告陈某鸿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各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生效。
【评析】
本案涉及两方面的法律问题：1.民刑交叉案件审理中，是否必须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在案件涉及的刑事案件确定之前，民事部分是否需要中止审理。2.对待民刑交叉案件，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认定是否采用同等的证明标准。
一、 民刑交叉案件审理中，是否必须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在案件涉及的刑事案件确定之前，民事部分是否需要中止审理？
在审理民刑交叉案件过程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先刑后民的认识和做法，更有甚者认为，先刑后民是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此种观念影响着民商事案件的立案与审理。抱此观念者认为，只要民商事纠纷涉及刑事犯罪嫌疑，就应该视民商事纠纷案件与刑事犯罪嫌疑案件是否因不同法律事实产生，而将民商事纠纷案件全案移送或部分移送。部分移送的民商事纠纷案件，法院应该中止审理，等待刑事判决结果作出后再恢复审理。如果刑事案件已经受理，则民商事案件不应受理，已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
笔者认为，先刑后民仅是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而非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现行法律上并未明确规定先刑后民原则。民刑交叉案件只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即只有在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所涉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时，才可中止案件民事部分的审理而等待案件刑事部分的处理。在案件的民事部分按照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完全能够作出判决的情况下，却一味套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模式，中止案件民事部分的审理，既不科学又不合理，更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案件权利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很明显，如果犯罪嫌疑人一直未被抓获归案，民事诉讼程序无法启动或恢复，被害人损失获赔就遥遥无期。
从真正意义上而言，刑民交叉案件就是同一行为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规范和民事法律规范形成的一种事实状态。在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并不影响受害人以民事诉讼的形式主张自己的民事权益。在诸如本案的诈骗案件中，电子回单、银行开户申请书等既是确认犯罪嫌疑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罪证，也是认定被告李某晶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据。案件的刑民审判在处理上互不影响、互不牵连。案件民事部分的审理不以刑事部分的处理为必然前置条件和根据，甚至在犯罪嫌疑人下落不明、负案在逃的情形下，也不影响案件民事部分的审理和判决。
从以上方面考虑，对于被告李某晶提出的相关刑事案件没有结果时本案应中止审理的诉讼主张，审判机关不予支持。
二、对待民刑交叉案件，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认定是否采用同等的证明标准？
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追求的是一种客观真实，要求证明程度达到“忠于事实真相”。所谓事实清楚，即要求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基本事实，尤其是涉及犯罪构成要件的重要事实，必须查清，并一定要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所谓证据确实、充分，则要求据以定罪量刑的每一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都能得到合理的排除，即要求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依据所有的有效证据足以得出确定无疑的、唯一的案件事实。
与刑事诉讼相比，对民事侵权案件事实的认定，采用较低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肯定了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只要法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从现有证据中可以得出“事实虽未必如此但极有可能如此”的结论，就可以认定案件事实的成立。
区分民事、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的通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美法系国家，其针对刑事案件的证据要求达到排除合理性怀疑的证明标准，而对民事案件，则只要求达到或然性权衡或盖然性占优势标准。1994年的美国棒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更是将这一标准之差异诠释得淋漓尽致。在该案中，由于警方的几个重大失误使得可以证明辛普森犯罪事实的证据失效，导致辛普森在用刀杀前妻及其男友的两项一级谋杀罪的指控中被判无罪释放。但刑事部分的无罪判决并未免除其民事部分责任的承担，依据同样的证据，免于牢狱之灾的辛普森还是要支付受害者家属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赔偿。[1]
同样，本案中第三人冒用被告李某晶遗失的身份证开立银行账户涉嫌诈骗，尚处于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尚不能从刑事证据的角度排除李某晶本人的犯罪嫌疑，包括不能排除工行许昌分行的该账户是李某晶本人开立的。法官运用三段论式的逻辑思维——大前提：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关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并造成他人损失）；小前提：原告陈某鸿陈述其受骗误将105万元打入李某晶账户；被告李某晶旧的身份证已在公安机关声明遗失，其辩称案发时在深圳务工，从未到过河南省，与原告陈某鸿没有业务往来，没有债权债务关系；结论：李某晶的个人财产没有合法根据地增加105万元，并造成陈某鸿105万元的直接损失，已经构成不当得利。同时，结合法官的职业素养和生活经验，可得出李某晶并未申请过该银行账户，该账户系不法分子冒用李某晶遗失的身份证开立这一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从这个角度，李某晶也是受害者。借用佛家语，本案不当得利之诉好比是一艘“法船”，法官判令直接由户名为李某晶的工商银行许昌分行账户将105万元返还给原告陈某鸿实属顺水推“舟”，其所要抵达的“彼岸”是划拨已被公安机关冻结的账户资金，维护资金所有人陈某鸿的合法权益。
注释:
[1]虽美国司法制度对程序公正和证据确凿的重视有可能导致个案的不正义，但其先进性也值得我们借鉴。事隔 15 年后辛普森因绑架、武装抢劫等 12 项罪名被判入狱，并有可能终身监禁，也算是中国古语“善恶终有报”的应验，但辛普森杀妻案在当时乃至其后的十几年内都作为中外法学著作及法学院教科书中的典型案例广为传播。
出处:《人民司法》2012年第22期
作者单位：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