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时代，我们的思考/何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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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司法会计学教育问题研究

于朝（yuxllg@sina.com)


　司法会计学是法学中研究司法会计活动的规律、机制、方法和对策的一门边缘学科。司法会计学教育是法学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主要就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情况、现状及如何发展这一教育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活动能有所促进。

一、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的研究及教育的回顾

“司法会计” （Judicial accounting）一词是外来词，来源于大陆法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传入我国。在英美法系中，司法会计一般称之为法庭会计（Forensic Accounting，有译为“法务会计”）。

　　我国的司法会计理论最先是从前苏联引进的。1954年引进的前苏联法学理论中，有一法学分支学科《会计核算与司法会计鉴定原理》。后由政法学院主管部门（高等教育部）于1956年将其列为法律专业的选修课。从此，我国开始了司法会计学的教育活动。但是，由于当时我国的经济形式较为单一，法律事务很少涉及财务会计问题，因而除少量会计人员的贪污案件外，司法会计在我国法律诉讼中很少应用。受司法实践发展的制约，至70年代末，我国几乎没有人对该学科进行专门研究。

　　1981年7月，司法部在制定法学专业的教学方案时，将《司法会计》列为选修课。基于开设课程的需要，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的何联升、许兆铭同志开始涉足司法会计学研究，并于80年代中期在法学专业开设了《司法会计鉴定学》或《司法会计》课程。之后，又有一批政法院系的法学教学人员、财经院校的会计教学人员和检察机关的干部介入司法会计理论研究。90年至92年期间，司法会计专业出版物的发表达到一个鼎盛时期。除一些政法学院、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自编教材外，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织编写了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司法会计学概要》、司法学校教材《司法会计基础教程》。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我国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首先是基于司法会计学教育的需要而开展的。这不免对司法会计学的研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我国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路线，大都是直接借用前苏联的理论体系和总结诉讼中的一些做法。这种研究路线导致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出现两大失误：一是受前苏联理论的影响，认为司法会计即指司法会计鉴定，将司法会计鉴定归纳为查帐、查物和写鉴定书，这一观念严重制约了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发展。二是，受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做法所限，一则是将司法会计活动仅限于某些个别案件，例如：84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将司法会计鉴定解释为“即运用会计学专业知识，对国家或集体企业、事业单位中怀疑有贪污行为的财务人员经管的财务帐目进行的一种鉴定。主要解决对财物收支出纳是否平衡，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在财物流转中是否舞弊以及如何舞弊等”；二则，将财务会计错误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列入司法会计鉴定的范围。有些司法会计学或司法鉴定学教科书中，甚至直接将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贪污、挪用、偷税、抗税等列为司法会计鉴定的范围。这些理论研究的成果，被长期运用于司法会计学教学和职业教育，对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例如：由于理论上将司法会计检查与鉴定混为一谈，我国诉讼法中至今没有关于查账的具体规定。再如：因受这类观点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超出财务会计问题的范围出具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本应出具有罪证据但实际出具了无罪证据（但法官仍作为有罪证据采信）等混乱局面。

　　笔者从1984年开始研究司法会计的学科体系。通过研究认为，司法会计学科体系的建立应当符合科学性、合法性和适用性的要求。因此，在司法会计理论研究中，以诉讼立法精神和刑事侦查学原理为指导，借鉴法医学等学科的体例，采用了先进行基本原理研究后建立实务操作理论系统的研究路线。通过十多年的业余研究，完成了“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研究”课题。提出了将司法会计从理论上和实务中均分为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两大分支的“二元”立科思想。在理论体系方面，提出并建立了以司法会计学概论、司法会计检查学和司法会计鉴定学为基本结构的“二元”理论模式；在研究成果方面，从学科原理、操作程序、操作方法和实务理论等方面解决了将司法会计检查与司法会计鉴定进行分科的所需的一些理论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主张逐步推行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由案件承办部门和技术部门分别主持，以及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只回答财务会计问题的做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已于1995年起将“二元”司法会计理论运用于司法会计专业的职业教育。

　　从司法会计活动看，在笔者接触到的文献中，尚未发现建国前有关司法会计活动的具体记载。但我国唐朝将管理百官俸料、赃赎的比部司置于刑部管辖，宋朝有过延续。这一做法与刑部处理官吏职务犯罪案件需要比部司协助查帐是否有关尚不得所知。五十年代开始，随着公有制经济的建立，财务会计技术的应用得到普及，诉讼机关在查处贪污、投机倒把、偷税等案件中开始出现会计检查和会计鉴定等司法会计活动。受政法院校开展司法会计学教学活动的启发，1985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部门提议，基层检察机关开始配备专职司法会计技术人员，逐步建立了司法会计专业技术门类。全国检察机关已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逾千人，每年检案万余件，在协助侦查部门查账、提供司法会计检验鉴定结论，保障了诉讼的依法进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已开始进入总结提高阶段。与此同时，检察机关还加强了司法会计学的职业教育工作，全国举办了18期司法会计专业人员上岗培训和两期侦查人员培训。80年代后期以来，法院在审理一些民事、行政案件时，也开始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相关问题的司法会计鉴定。近年来，审判机关、公安机关也开始酝酿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开展司法会计技术工作，并采取不同形式进行司法会计学职业培训。

　　二、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现状

　　学历教育方面，目前我国在法学本科专业中进行司法会计学选修课教育主要集中于少数政法院校和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系至今几乎没有开课（或以会计学课替代）。我国目前已有几所学校开设了司法会计专业或司法会计方向的本科教育体系，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有几位司法会计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亦有博士研究生涉猎该专业研究。为了开拓教育领域及适应司法会计专业人才的需求，有的财经院校曾试办过司法会计学专业证书班，有些财经院校的会计专业则开设了司法会计鉴定课。

职业教育方面，我国检察机关比较重视对司法会计学的职业教育，除司法会计专业人员上岗需要进行为期半年的培训外，对侦查、起诉等业务人员也进行一些司法会计学教育活动；公安机关已从99年开始对经济犯罪侦查人员进行司法会计业务培训；法院系统虽尚未将司法会计学单列为职业教育的内容，但在司法鉴定业务培训中已涉及了司法会计鉴定的内容；作为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的司法部目前正考虑编写司法会计学职业教育教材，以并酝酿在律师及司法会计学鉴定人中进行司法会计学职业教育。

应当说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已近40年，但到目前为止的教育内容、教育的普及性与司法实践的需要差距较大。影响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主、客观因素主要有：

（一）从主观方面讲，对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是制约司法会计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目前，由于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不足，导致司法实践及司法会计学研究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是，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取证难或不会应用司法会计技术查处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业务事实。由于大多数刑事警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都缺乏必要的司法会计学知识，多数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尚不掌握通过司法会计检查来收集书证的基本工作技能，也不清楚通过司法会计鉴定应当和可以解决那些财务会计问题，所以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出现这样一些情形：（1）遇有需要收集财会资料证据问题时，不会收集或不能正确收集，导致许多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刑事案件无法侦破；（2）涉及利用财会资料证据证明问题时，不能正确利用这类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有的不能正确判断证据的含义进而将有罪证据作为无罪证据使用或反之，有的则不能正确判断证据的真实性进而以假当真，这是造成一些案件错诉错判的原因之一；（3）对需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的情形不送检或提出不适当的鉴定要求；（4）不会收集司法会计鉴定所需的检材至使一些鉴定无法进行，等等。如何使大多数刑事警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掌握必要的司法会计学知识，这是法学教育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二是，司法会计专业技术人才缺乏。我国目前几乎没有专门从事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人员，只有为数不多同志在兼职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从诉讼业务的需要讲，全国至少需配备两万人左右司法会计专业技术人员，而全国现有在岗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仅千余人。人才缺乏所造成的后果是：首先，已造成司法会计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被动；其次，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诉讼机关的证据收集活动受到司法会计技术方面的限制；第三，即使已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的一些诉讼机关，也出现了因技术力量不足而不便进行司法会计检案或草率检案的情形。

三是，现有司法会计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亟待提高。我国目前从事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以经济法学专业人士为主，大多缺乏研究司法会计学的必要理论基础；诉讼机关已配备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则主要是从会计、审计等工作岗位选调来的，其专业技术水平大多还处在应付诉讼的阶段。由于司法会计专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不合理，给专业理论研究及实践中带来一些问题：一则，我国研究司法会计学的历史虽不长，但已经走了许多弯路，一些研究成果的运用已给司法实践造成了不少危害，究其原因，司法会计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不合理当属主要因素之一；二则，许多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尚缺乏开展司法会计业务所需的法学、司法会计学专业的理论和技能，因而导致司法会计实践中经常出现违法检案和技术性错检的情形。

（二）从客观方面看，理论研究成果中的偏颇、司法实践中对证据要求不高、教育机制方面的欠缺以及缺乏必要的客观环境等，也对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开展形成了障碍。

首先，从已发表并投入法学学历教育的司法会计学研究成果看，过于偏重对会计学的介绍和审计理论的移植，缺乏对司法会计学的许多基本理论的揭示，是我国多数司法会计学书籍的共性。这些研究成果给人们以多方面的误导：一是，认为司法会计学教育必须会计学教育为前提，似乎法学教育中无法进行司法会计学教育，这是导致法学教育中忽视对司法会计学的教育的原因之一；二是，认为司法会计仅指司法会计鉴定，因而司法会计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司法会计专业人员，非专业人员不需要学习和掌握司法会计学知识，在法学教育中进行司法会计学教育“无用”；三是，认为司法会计与审计无技术上的差异，大量地引用审计学的内容，给人以司法会计学完全可以由审计学取而代之的印象。这些偏颇理论的误导，致使人们对在法学教育中是否需要进行司法会计学教育产生疑问，而这一疑问如果不加以解决，也就难以讨论司法会计学教育问题。

其次，从法律诉讼实践看，我国历史上一直采用以言词证据作为主要证据的诉讼模式，法官对口供、当事人陈述及证言比较重视，对其他证据都显得不太重视；在通过技术活动取得的证据中对法医活动所形成的证据比较认同，对司法会计活动所形成的财会资料证据、司法会计检查笔录和司法会计鉴定结论等证据常常显得不太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司法会计活动在诉讼中的重要性势必会受到影响。例如：目前许多案件在缺乏必要的书证情况下，案子却照常进行审理和判决；一些刑事案件都是在犯罪嫌疑人不供认犯罪的情况下才想到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但常常因事过境迁无法获取检材，司法会计鉴定也无法进行。由于司法实践中对司法会计活动的重视程度不高，因而对法学教育中的司法会计学教育也必然产生不良影响。举个例子：目前法医活动在各类诉讼中的应用量不足司法会计活动应用量的一半，但由于法医活动在诉讼中被重视的程度远远高于司法会计活动，所以，几乎所有法学院系的法学学历教育中都有法医学选修课，但绝大多数综合性大学的法律院系都没有开设司法会计学课程。

第三、教育机制方面的缺陷，主要是计划教育机制对司法会计学教育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司法会计学教育有跨学科教育的特点，而目前我国实行的主要是专科教育机制，根据人才市场的需求进行人才培养、跨学科进行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机制尚未普遍建立。司法会计学教育包括普及教育和专业教育两类，其中，普及教育的对象主要是从事立法、法学研究和司法实际工作的人员，而专业教育的对象的主要是从事司法会计学研究、教学和司法会计鉴定技术人员。根据现有教育机制，司法会计学的普及教育应当由法学教育部门承担，而司法会计学的专业教育需要会计学教育部门承担。但实际上，由于法学教育部门对司法会计学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师资、课程设置方面都不愿意做适当的投入；而大部分会计学教育部门因目前尚未受到学生就业困难的困扰，所以也不愿意进行司法会计学教育的投入。

第四、司法会计学教学人才的匮乏，也是制约司法会计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需要复合型教学人才，教学人员既要熟悉法学又要熟悉会计学。这种复合型教学人才理应由大学负责培养，但按现行的教育体制也很难完成这类教育人才的培养。

另外，由于缺乏专业人才，我国于1992年便筹备成立的司法会计标准化委员会至今尚未果，致使司法会计专业活动缺乏必需的专用技术标准。
论我国刑事侦查的公正与效率目标

毛立新

【摘要】刑事侦查作为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追求公正与效率的目标。笔者以新时期经济市场化、法制现代化进程为背景，提出追求公正与效率新时期刑事侦查工作的主题，并分析了公正与效率目标在刑事侦查中的体现和要求，就加强侦查制度改革、实现公正与效率目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刑事侦查 公正 效率 改革



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目标。“公正乃是刑事司法的灵魂”，是刑事诉讼的核心价值[i]。与此同时，效率也是刑事诉讼的重要价值，“公正在法律中第二种涵义是指效率。” [ii]追求公正与效率，是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刑事侦查工作作为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追求公正与效率。提高侦查效率，确保执法公正，是我国刑事侦查工作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一、追求公正与效率，是新时期刑事侦查工作的主题

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中国加入WTO并不断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形势下，刑事侦查工作面临着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刑事犯罪不断升级的挑战。市场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急剧变化，特别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导致社会上诱发犯罪的因素和犯罪分子可资利用的机遇、条件增多;而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管理机制明显弱化，新的社会管理机制的建立健全需要较长的一个时期。这决定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刑事犯罪总量必然有增无减。从统计数字看，1983年严打时全国刑事犯罪案件立案是61万起，到2001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达到445万起，增长了六倍多。未来刑事犯罪加剧、升级的趋势十分明显，特别是以涉枪、涉爆为特征的暴力犯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以吸毒贩毒为纽带的连锁犯罪，贪污贿赂、金融诈骗、洗钱等严重经济犯罪，以电脑和网络为代表和作案手段的高科技犯罪等具有世界性的五大犯罪浪潮，必将在我国迅猛发展。[iii]

（二）法制现代化的挑战。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改革了庭审制度、调整了强制措施、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等，加强了对侦查工作的监督制约，对侦查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则要求继续改革刑事侦查制度中陈旧、落后的内容，建立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相匹配的民主、科学、文明的刑事侦查制度。社会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要求刑事侦查部门改变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增强程序意识和人权保障意识。我国已经加入WTO，并已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条约，这要求我国刑事侦查活动必须接受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和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向国际刑事司法标准靠拢，扩大人权保障，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面对刑事犯罪不断升级和法制现代化的挑战，刑事侦查工作暴露出许许多多不适应之处，集中表现为：

（一）侦查破案的能力不强，侦查效率不高。由于刑事侦查体制不顺，条块分割，指挥不畅，行动迟缓;刑事侦查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办案能力不强;侦查专业手段和基础业务建设十分薄弱，情报信息不灵;侦查模式老化，破案手段单一等原因，导致侦查破案的效率不高。相当部分刑事案件没能快速、及时侦破,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受到威胁，社会治安是依然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2003年3月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二次全国百姓安全感调查显示,在影响百姓安全感的诸因素中,“刑事犯罪”依然高居首位。

（二）执法不公、不严，侦查违法现象突出。由于刑事侦查活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实践中侦查违法现象屡禁不止、层出不穷。主要有：刑讯逼供时有发生，利用疲劳战、车轮战、变相体罚逼取口供及引供、诱供行为普遍存在;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突出，使用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人身强制措施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超期羁押问题十分严重;在采取搜查、扣押、查询、冻结等侦查措施时，随意扩大使用范围，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执法的公正性，损害了执法机关的形象。特别是近两年来,媒体接连曝光各地发生的“刑讯致死人命案”“处女卖淫案”“夫妻看黄碟案”等，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侦查工作的严厉批评，专家学者纷纷呼吁严格约束侦查权。

以上说明，新形势下的刑事侦查工作，面临着公正与效率、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不足的困境。为应对挑战，摆脱困境，公安机关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对刑事犯罪的打击与控制，不断提高侦查效率，加大打击犯罪力度;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强对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制约，严格公正执法，切实保障人权。也就是说，追求公正与效率构成了新时期刑事侦查工作改革与发展的主题。

二、公正与效率在刑事侦查中的体现与要求

公正和效率作为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价值目标，在刑事侦查中有其具体体现和要求。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刑事侦查中的公正目标

刑事侦查中的公正是指在侦查活动中要体现公平、平等、正义的法律精神。[iv]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

实体公正，即结果公正，指案件实体的结局处理所体现的公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等规定，侦查机关侦查终结后，必须依据实体法的规定作出公正的处理，包括：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认定正确，法律手续完备，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应当制作《起诉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并且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行政处理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予以行政处理或者移交其他有关部门处理;对于错误立案、错误采取侦查行为和错误采取强制措施的，特别是对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案件，应在立即纠正的同时依法给予赔偿或者补偿等。

程序公正，即过程公正，是指侦查程序方面体现的公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程序正义的精神，程序公正在侦查工作中体现和要求是：坚持以正当程序追究犯罪，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刑事侦查权的行使必须严格遵照法定的范围和程序,严禁超越职权和程序违法；对刑事侦查权进行严格的监督制约，特别要受到司法权的控制与约束；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认真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必须按法定期限办案、结案，提高工作效率等。

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作为司法公正的两个方面，体现了刑事诉讼中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两大价值目标，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在刑事侦查中，实体公正是侦查机关追求的根本目标，程序公正则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措施和保障。实践证明，单纯追求实体公正会导致漠视甚至践踏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利，造成冤假错案，从而最终导致公正受损。同时，片面追求程序公正也是一种误区，当侦查目的----查明案件事实、揭露并惩罚犯罪无法实现时，正义便无从实现。当然，笔者强调二者同等重要，并非排斥在一定时期内有所侧重发展。在我国，由于长期受“程序工具主义”影响，侦查实践中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严重倾向，因此，必须大力提倡程序公正的理念，重点采取措施促进程序公正，加强人权保障。

（二）刑事侦查中的效率目标

刑事侦查中的效率是指通过充分、合理运用侦查资源，降低侦查成本，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成果。这里涉及两个概念，一个是侦查成本，即侦查中投入的侦查资源（包括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另一个是侦查成果，即一定时间内完成的侦查工作数量与质量。刑事侦查效率就是投入的侦查资源与取得的侦查成果之比例。

侦查效率的高低，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要素：一是侦查质量。即侦查工作要达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标准：犯罪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性质与罪名的认定正确；侦查活动合法，法律手续完备。实践中，往往用批捕率、起诉率与退查率的高低来衡量侦查质量的高低。二是侦查速度。即一定时间内的侦查工作量，主要体现为单位时间内的破案数;就个案而言，体现为侦查破案周期的长短。三是侦查投入。即侦查中除时间消耗之外，还必须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保障侦查工作开展。三要素中，侦查质量是侦查效率的基础，没有质量的速度不仅无效，而且有害;侦查速度是侦查效率的关键，正如法国一位著名的刑侦学家所阐述的，侦查工作中失掉了时间就等于蒸发了真理;侦查投入是侦查效率的必要条件，没有投入就不可能产生效益。

一般来说，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侦查速度愈快，侦查消耗愈少，侦查效率就愈高。因此，刑事侦查中实现效率目标的主要途径为：积极推进刑侦技术和专业手段建设，提高侦查工作科技含量，增强侦查取证能力，使侦查成果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理顺侦查体制和简化侦查环节,使侦查活动迅速、有效进行；对侦查资源进行科学、合理配置，强化科学管理，降低消耗，提高效益。由此可以看出，1997年以来公安机关推行以建立覆盖社会面的责任区刑警队、实行侦查审一体化、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和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为内容的刑侦改革，其主要目标取向在于提高侦查效率。